“钳制”乃中国传统治术基本原则之一，传统政治也不乏构建在维护皇权基础上的保证钳制治术有效实施的制度设计。清代异族统治的政治现实决定满清统治集团在致力于钳制治术应用的同时，亦将帝王专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即清代政制设置废止了明代所实行的宰相、首辅职位，将清廷政治运作的效能更致命地维系于帝王一身。清前中期，尤其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以其操控政权的能力及过人的精力维持了该体制基本正常运作，钳制治术的滥用亦在可控制的范围内。然在嘉庆朝清代政治进入衰败期的同时，强而有力的帝王亦就此告别了清代政坛。至咸同之间，在士绅抗击太平军自救运动中崛起了以湘、淮二系为主体的南方政治势力，并由此形成同光二朝有湘、淮二系垄断督抚等地方高层职位的全新政治格局。在不能不认可南方政治势力存在现实的同时，如何有效遏制其权势扩张，成为清廷权力运作的新课题。钳制治术在此背景下拓展了全新的应用领域，以分治湘、淮二系达成分化、钳制南方政治势力的目的。[1]除此而外，借助清流言论力量威慑、制约地方势力的传统钳制治术亦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但在对清政权命运如此有挑战性的时期，清廷却遭遇长期太后“垂帘听政”的非常政治状态。处在最高权力地位的慈禧既缺乏政务能力，更缺乏勤政的热情，然却有极强的权力欲，并精道于玩弄权术。因此晚清政制的瓦解是在政权运作效率极其低下，而钳制治术遭遇空前滥用的过程中实现的。衔制治术成为加速政治生态恶化的催化剂，其中最不可为人道者乃当位的士大夫集体性的道德沦丧，成为晚清政治衰败，并终至崩溃进程中主要的推波助澜者。[2]

同光两朝清廷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人选安排问题上贯彻了相当彻底的分治湘淮的原则，且赋予江督和直督在国务问题上具备同等重要地位的发言权，即分别兼任南、北洋大臣。由此构成清廷贯彻钳制治术的重要一环。光绪五年末湘系刘坤一授命出任江督，其与直督李鸿章的冲突即酝酿发展，并一直延续近两年后刘坤一的罢黜离任。刘、李二氏冲突的全过程呈现了晚清政治钳制治术的恶意动机和官员对政制弊端的恶意利用，足可成为评价晚清政治生态恶化状况的典型案例。本文以《李文忠公全书》、《刘忠诚公遗集》中的函、奏稿，以及《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翁同禾日记》、《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李鸿章致张佩纶书札》等私人档案资料为依据，对刘坤一、李鸿章二氏冲突起因、激化过程乃至结局给出一个尽可能接近史实的陈述。

　　　　    一、江督刘坤一与清廷重臣沈桂芬、翁同禾之关系

沈葆桢于光绪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去世，次日就有现任两广总督刘坤一迁任两江总督的任命下达。[3]同治五年刘坤一在沈葆桢后接任赣抚，而在光绪元年沈葆桢就任江督前该职曾由刘坤一署任，这一切均令光绪五年冬的新任命看似顺理成章。不过此项任命的合理性，仍然可以在清廷平衡政治派系的竞争中获得更好解释。

刘坤一（1831―1902）湖南新宁人，以廪生参与平定太平军的南方士绅自救运动，效力于族叔刘长佑麾下。刘长佑属湘系中别树一帜的楚勇江忠源部。咸丰三年，江忠源战死安徽，谥号“忠烈”。此后，清廷在平衡湘系各部势力的立场上提拔该部将官甚力。刘长佑于同治元年出任直隶总督，据该位长达六年，而留在南方独立发展的刘坤一升授江西巡抚即在该期。[4]同治六年冬，刘长佑在直督任上“缘事革职”，面对此后李鸿章权势急剧扩张的局面，刘氏叔侄与淮系关系自难协和。尽管刘坤一的仕途发展格外顺昌，然其对进一步发展之期待仍极迫切。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江督任上去世后，湘藉士绅间曾有“刘（坤一）不得江督，颇为怏怏”一说。[5]光绪元年江督之位再度空缺，已获署任机遇的刘坤一对李鸿章处心积虑地推举沈葆桢出任江督难免愤愤不平。[6]光绪三年，淮系诸将中与李鸿章关系最密的潘鼎新在与云贵总督刘长佑发生矛盾冲突的背景下遭参去滇抚职，这自然加深李鸿章与刘氏叔侄关系的进一步对抗。[7]有此背景，清廷仍选择刘坤一出任江督，其以南洋牵制北洋的政治意图不言而喻。

尽管将南北洋关系定位于相互钳制的模式是清廷的既定方针，但其得以如此切实贯彻还缘于政局危机及李鸿章对清廷中枢影响力的下降。自光绪五年春日本吞并琉球以来，海防形势再度严峻推进了此前在筹议海防时已经提出的购铁甲船议案的实施。但购船的巨额开支，以及北洋在日本扩张态势下的无所作为，激起政坛抨击李鸿章的舆论。新的江督任命明确后，政局在继续朝不利李鸿章的方向发展。光绪六年初，崇厚的使俄外交被彻底否定，政坛再起武力收回伊犁的呼声，其程度较上年对日开战又更进一层。因为在新疆“拥重兵巨饷”的左宗棠就在“饰词欲战”者之列。[8]在对外开战压力急增的背景下，针对张之洞奏所谓“（李鸿章）开办机器，原以济今日之用，若不足资一战，岁耗数十万金将以何为”的攻击，[9]光绪六年三月李鸿章上《请拨海防经费折》予以反击。该折称：

浙江、江西、湖北三省厘金及各海关四成税实解北洋者，分年匀计每年不过三十余万两，视原拨每年二百万之数，尚不及十成之二。臣添购利器，添练劲旅之志，寝馈不忘，终因款不应手，多成画�。论者犹谓臣岁糜巨帑不克振作有为，岂知户部所拨之额饷，并非臣处所得之实饷。[10]

将在海防问题上与李鸿章居同等发言地位的新任江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自始就自觉地进入牵制北洋的角色地位。该年末行将离粤的刘氏借奏复崇厚使俄问题，婉转地以“经费出入有常，惟有移缓救急”的言辞，表达反对李鸿章购船计划的立场。所谓“移缓救急”，乃指“西北既须戒严，则东南不可复生波折”，即主动放弃就琉球问题与日本对抗。在刘坤一看来，购铁甲船乃为对日开战之用，对俄开战则无海防之忧。因此他主张海防用轮船，“责成福建船政局及江南、广东等省之制造机器各局自行仿造，量行变通，挪出此项大宗以为西北边防之用”。[11]如此强调边防，刘坤一自然无意告戒清廷谨慎于对俄开战之事了。不过，刘坤一如此表态的用意全在阻止北洋获取海防经费，并非有对俄开战之意。

接江督任命，刘坤一即以“藉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北洋大臣李鸿章面商一切机宜，将来办理庶有把握”为由，向清廷表达进京“陛见”之愿。[12]光绪六年四月下旬刘坤一抵津，时正值英国公使威妥玛在津为调解中俄冲突与李鸿章交涉，其中先决条件在清廷免除崇厚使俄之罪。天津教案和马嘉理事件的善后交涉，使清廷两度陷入外人惩处涉事之官员要求为国人强烈抵制的两难境地。此度虽系免除崇厚之罪，但外人干预中国官员的处置之性质同，因此清廷最高层为避战欲作让步，但又受众臣牵制举步惟艰。刘坤一进京恰在此际，四月二十八日“入都陛见”，次日即有“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之殊荣，在京期间前后“仰蒙召对四次”。[13]至于他对中俄开战问题的立场，见其事后致刘长佑函所述：

航海北上抵津沽。会英使奉其国主之命为中俄解纷，坤一不得不从合肥之后。驰至京邸，身冒不韪，明知清议所不容（全中堂及翁叔平、徐荫轩、朱茗生、徐小芸、许星叔、王益吾诸君皆以俄衅不可开，故五月十四会议，越二日即上也），亦圣怀所不乐，而以时局安危所系，不敢不委曲求全。[14]

由“坤一不得不从合肥之后”，不难看到刘氏在津期间对英公使调停态度的被动消极。刘坤一同时另有所谓“当与李鸿章极力赞成，冀弭目前之祸”一说，乃是他进京后的事情。[15]所谓“五月十四会议”乃该日清廷内阁会议。刘坤一作为会议局外之人而如此言及，可见其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至于会议的具体情况，翁同禾日记有如下详细记录：

诣内阁会议，王公毕集，全师领衔折请如所请，群公多画者，徐、广、童、殷、潘皆嫌措词未湛，因邀至别室改之，余与伯寅粗拟一稿，殷、童两君以为宜加监禁，朱敏生固争，以为与办法有碍，遂删之。时已午正，大堂拥挤，遂出，不复入内。……访兰孙不值，晤伯寅。归东华寓，则兴侍读传全师谕，以折底增数字见商，遂诣全师酌定而归，乏极恨极，恨有惭于清议，无补于大局也。月赤。香涛奉特旨与议，余与商。伊以为十八条可全从，减罪臣之议则不可从，真高论哉。[16]

五月十四日内阁会议乃应十二日所谓“总理衙门折片并宝廷、黄体芳折交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同妥议具奏，醇亲王亦著会议”谕旨而召开。[17]翁日记所谓“全师领衔折请如所请”，乃指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全庆在会议前已经拟出一份认同总理衙门“所请”――接受英国调解，以崇厚免罪为前提重开中俄谈判――的奏折，提请会议认可。尽管全庆主张得到慈禧的认可，但此际慈禧久病不愈的状况无疑加深了内阁会议通过该奏的难度。[18]翁同禾在会议上作为全庆的代表遭遇各方责难，并因此有“乏极恨极，恨有惭于清议，无补于大局”的负罪感。其境况与当年曾国藩负责处理天津教案几乎完全相同。不过对于仅有诸生这样不起眼的科举功名，纯粹以军功荣登封疆大吏之任的刘坤一而言，他对自己于五月十四日内阁会议后二日奏“俄衅不可开”的行动，亦有“身冒不韪，明知清议所不容”的沉重感，则并非其矫情。[19]因为刘氏此举直接涉入了清廷高层政治斗争之漩涡，关系非同寻常。

关于此间清廷高层政争的内情，时李鸿章关于军机、总署诸大臣的评说，足可作为了解之线索。具体如下：

佩公专说浮话，不管实事。景公颟�人，即有此言，不便遽为典要。政柄乃沈、王主之，农部则王之专政也。[20]

此说中后半句为要害。所谓“沈”乃指大学士、兵部尚书沈桂芬（1817―1881），“王”则系户部左侍郎王文韶。[21]其中沈桂芬因与同光之间的封疆大吏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何�等为同榜进士，其政治人脉之关系主要的落实在地方督抚层面，与李鸿章政治上的合作长期来尚契合。自文祥故世后，沈氏在清廷任命地方高层官员问题上的发言权更趋重要，其权势亦因此趋于加强。[22]如湖南上层绅士张自牧见报载刘坤一“由粤督调补两江”消息，即有“岘庄与沈经笙为师生，情谊甚厚”之感。[23]可见刘坤一获江督任命之关键在得沈桂芬的支持，这成为沈与李鸿章关系破裂的重要因素。上述李评说军机和总署大臣，对沈桂芬、王文韶擅权的不满溢于言表，不为无因，而且其中还隐含了李鸿章此时在清廷派系政治中新的立场选择。因为王文韶地位的崛起从属于沈桂芬扩张个人权势地位的需要，并以李鸿藻于光绪三年守制为背景，李鸿藻守制期满重返清廷权力中枢，并于光绪六年正月重新入值军机及总署，必然对清廷既有的权力格局状态作出反弹。此间李鸿藻系清流力主惩处崇厚，很大程度上是向沈桂芬发难。因为当初是沈桂芬坚持遣崇厚使俄，并无视了清流荐举的使俄人选曾纪泽。[24]因此对于李鸿章而言，此间政局的敏感性并不在他与沈桂芬、刘坤一在对俄交涉问题上有共同立场，而在他与李鸿藻系清流在对抗沈桂芬问题上有共同立场。

刘坤一进京之际，北京政坛正笼罩在李鸿藻、沈桂芬两派严峻对峙的政治气氛之下。尽管慈禧、奕�等满族亲贵倾向于接受英公使调解的立场左右了刘坤一在该问题上的表态，但刘氏绝不至于忽略此番表态与他在李鸿藻、沈桂芬派系政治中立场问题的关系。五月十四日的内阁会议，事实上是两派力量的一次重要较量，而就在会议紧张进行的当日正午，总署诸大臣有“公请刘岘庄制军，借商公事”之举。[25]该情节不但为刘坤一于后二日奏“俄衅不可开”的行动提供了背景资料，而且为理解他在京期间向翁同禾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线索。

五月十四日内阁会议作为清廷最高层将接受调解的主张转化为政府决策的必要程序，受命主持该日会议的全庆、翁同禾不能不以自身的明朗表态以制约反对意见。但全、翁二氏亦不能不对自己因此而身陷李、沈两派政争的漩涡顾虑重重。[26]在此情况下，刘坤一对翁同禾勇于承担起此项重任予以积极的影响。见五月初三日翁同禾日记：“晤景秋（景廉）师、晤全师，师言刘岘庄谈时事至于挥涕，吾侪独不能出一言乎”。[27]从中不难见刘坤一在沈桂芬派系活动中发生积极性的影响。至于刘氏对翁氏能有影响力，则在于他早在一年前就着手经营对翁同禾之关系了。[28]刘氏此度进京，翁同禾自始即在二氏交往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主动性。刘氏四月二十八日抵京，五月初一日翁氏亲往拜访，并以“此人朴纳有道气，迥非流俗所能及”作感；五月二十日刘氏离京前一日，二氏“长谈”，翁氏又以“此人具深识远见”作感，并于次日亲自“出城”送行。[29]联系该年春沈桂芬重病不能理政以及年末去世的事实，此间翁氏与封疆大吏刘坤一间良好的关系互动，以及二氏在为五月十四日会议达成令清廷最高层满意的决议而实行的合作，不能不认为这一切均与翁同禾有意填补沈桂芬去后遗下的政治空间相关。[30]

刘坤一因公开与李鸿藻系清流为敌而为“清议所不容”的局面，在其离京时已经清晰呈现。刘氏“照章分送别敬，乃香涛（张之洞）询知未送，黄漱兰（黄体芳）与宝竹坡（宝廷）诸处遂亦不受”。[31]刘氏此际在清廷上层派系对立中作出如此的立场取舍，虽有主动选择，亦兼有长期关系延续的因素。但他过分地涉入政治敏感地带还是暴露了其间的冲动。光绪二年郭嵩焘在惩处岑毓英问题上作与清流为敌的公开表态后的遭遇，刘坤一似当记忆犹新。从事后刘坤一百般解释的状况看，刘长佑、李文田诸人均对其此次在京行为不以为然。[32]至于造成刘坤一冲动的原因，除授江督之位后的得意情绪外，还与时“以国子监祭酒领湖南班京员”的王先谦有关，因为王氏与李鸿藻麾下诸清流关系近于水火不容。[33]

二、刘坤一与李鸿章全面对抗局面的形成

刘坤一接江督任命后，招商局问题势必即刻进入其视界。因自光绪三年并购旗昌轮船公司后，招商局长期占用官款达银一百九十余万两不能归还，由此不断引发政治风波。光绪六年正月即“有人奏招商局办理毫无实济，请饬认真整顿经理一折”。三月李鸿章《复陈招商局务片》，驳以“局外猜疑之言殊难凭信”，并称“所借官帑现据唐廷枢、徐润等禀定由该局运漕水脚分年扣还，公款已归有著”，官方不宜再有整顿举措。李鸿章否定整顿的主张，因得到当时的两江政府的支持而顺利得遂。[34]招商局问题在此间的敏感还在于官款“缓息三年，俟第四年起将本银匀分，分五期每年缴还一期”，光绪六年乃提还第一期官款本银的时间。每年归还官款本银三十八万两中，原属两江者达十二万两。不过该款系前任沈葆桢任期内的财政积余，理当上缴清廷。如何确保此项权益，新任江督刘坤一必得有所设计。因此光绪五年末刘坤一以“西北既须戒严，则东南不可复生波折”为立场，反对李鸿章购置铁甲船的计划，其中即不乏保全招商局两江官款归还利益的考虑。六年春在京期间刘氏就该问题与沈桂芬进行协商势在必然，因刘坤一在重开对俄谈判问题上的全面配合，其愿望不难获得沈氏之支持。但此后他与李鸿章进一步的协商却遭碰壁。见刘坤一关于其与李交涉情况向沈桂芬所作的汇报：

晚生于前月（五月）二十四日归过天津，当将尊指及一切委屈面告。合肥甚以维持招商局之议为然，而谓铁甲船不可不买，并不可不亟买，否则即嘱李丹崖（驻德公使李凤苞）在洋自行订造更为便易。看来合肥此举碍难劝阻。第南北洋共此一船，即金甲银甲亦属无济，不如专归北洋，以免兼顾为难，南洋另行设法办理可也。部拨南洋之四十万金恐不能不改拨北洋为购铁甲船之用。前此已有成说，在北洋拱卫畿辅，自应�力绸缪。第南洋失此钜款，将为无米之炊耳。[35]

由此说可见，招商局问题是刘坤一在京与沈桂芬，及在津与李鸿章交涉的重要内容。所谓李鸿章“甚以维持招商局之议为然”，乃是李对刘表态支持其反对整顿招商局的主张表示欣赏。然刘坤一在反整顿招商局问题上的合作姿态，并未换来李鸿章在购置铁甲船问题上的让步。因为李鸿章针对刘坤一关于“铁甲船一项不敢涉于附和”的表态，作出“南洋如有异议，北洋亦必独立担承”的强烈反应。[36]六月初一日刘坤一抵江宁，初三日李鸿章“单衔”上《定造铁甲船折》，不但将购铁甲船规模由两艘加增为四艘，而且还就加增两艘船的购置经费来源提出如下建议：

查有淮南北盐商议捐报效银一百万两，分岸分年按引收解，在户部为课厘外加增之款，非正项可比。……不若凑作整款可有裨于防海利器。又本年三月间经臣奏定各省拨借轮船招商局官款，拟于该局运漕水脚项下分年扣还，计每年应拔还银三十五万余两。在各省多属闲款，其缴还之多少有无无关紧要。应请酌提招商局三届还款约一百万零，抵作订造铁甲之需，分年拨兑，于军国大计裨益非浅。[37]

北洋购铁甲船计划愈益扩大，其对南洋利益的侵害愈益深入。李鸿章设计加增购船资金的两处来源均是针对两江利益，其一淮盐报捐款，其二招商局归还官款。李鸿章借海防对刘坤一施压并非就此而止。六月下旬李鸿章再上《请催海防经费折》，重提北洋海防经费中“广东、江苏、福建三省厘金奉拨以来未解分毫”问题。明确“厘金必解足八成”的要求，并请清廷“饬下各该督抚监督严饬赶紧报解，力求足额。倘再延欠，即由臣年终核参，查照延误京饷例处”。其中还专门提及刘坤一在津时曾有过的承诺，所谓“拟到任后再为竭力筹措”。上述措辞的严厉，其意在对刘氏施压亦显而易见。[38]在此背景下，江苏“（光绪）六年分应解北洋八成经费厘金十六万两”得“如额报解”。至于该年应拨北洋的海防经费则严重不能足额，厘金项下“仅收湖北二万两，江西以新饷抵经费银十一万两”；关税项下更是“拨解寥寥，屡催罔应”。面对李鸿章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刘坤一不甘示弱地及时作出反应。如为摆脱南洋在海防经费上的被动不利局面，刘坤一拟出下年度“将湖北应解南洋厘金十五万两兑解北洋，以抵江苏应解北洋厘金”的方案。[39]另外，刘坤一毫无顾忌地将南北洋对抗全面升级。如他积极响应巡视长江防务的彭玉麟对由驻防江苏的淮军主持的沿江炮台工程的指责，其中对吴长庆部修建并驻守的江阴炮台工程责难最甚。而自台回防江苏后长期未落实驻地的淮系唐定奎部，则借机“请以江阴两岸炮台全归该营，而以吴筱轩所部专为游弈之师”。[40]由此吴、唐两部矛盾激化，而刘坤一坐山观虎斗，终致吴长庆“贸然带所部赴东，大为刘、周所窘”。即吴长庆率部赴山东后进退失据，因刘坤一有意截留该部月饷予以报复，而山东巡抚周恒祺又完全无意承担此项经费。[41]然吴部调防山东以备战俄事为背景，且经张之洞奏准。[42]尽管南洋备战形势因此大受损害，刘坤一最终仍不能不承担该部月饷责任。[43]在此背景下刘坤一函李鸿章，其中如下文字包含了刘对自己弱势被动地位的无奈怨怒之情：

晚生疏中于淮军勇饷郑重言之者，意在朝廷得知江南情形，勇饷只有此数，于淮军实有长城之靠，不致再奉调拨，左右自能谅之。南洋经费各处报解寥寥，早邀洞鉴。乃汇兑船政局之二十万两，俊星东（粤海关监督）坚拒不承；而彭雪帅奏添兵轮十号之多，所需造船、养船之费又从何处张罗。[44]

总之，光绪六年下半年南北洋对抗的全面升级，刺激着刘坤一回击李鸿章打压的冲动。王先谦奏参轮船招商局案就发生在此一背景下。

　　　　　　　　  　　三、刘坤一促动王先谦奏参招商局

李鸿章毫无商量余地以购船名义剥夺两江在招商局归还官款中的权益，而刘坤一的公开反应只限于反对购船。如七月中刘氏函彭玉麟发泄其对李氏扩大购船的不满，就有意回避指责李占用招商局归还官款的问题。所谓“初拟办两号，比改增四号，当奉谕旨允办三号，其余一号请提用盐商捐输百万两，亦即交部复准，外间谁复异词”。[45]但事实上他对招商局归还官款的去向问题极为关注，因为该问题在八月末刘坤一复王先谦函中即为重点话题。所谓：

　　承示招商局之事竟无下文，亦自有故。合肥相国先经会同吴健帅（江苏巡抚吴元炳）复奏，将该局借用公款一百九十余万，分为五年提还，以后归商不归官。嗣复单衔奏请将提还公款悉解北洋为购办铁甲船之用，则南洋自可不与闻矣。弟前与执事谈及，实欲振顿维持，为中国收回利权，非愿插手其中，将来难于摆脱。现在此项公款既准全解北洋，则多少迟速自可为所欲为，将来归商不归官，漫无钳制，难保奸徒苟合，外人把持要挟，流弊不可胜言。朝廷既无主张，祗合听之而已。[46]

由该函不难了解招商局归还官款“既准全解北洋”，而南洋一无所得的前景对刘坤一打击之深。为能有所挽回，刘氏只能在阻止归还官款上作文章，并为此设计了两个理由。其一，北洋一手操纵官款归还将徒具形式，即所谓“公款既准全解北洋，则多少迟速自可为所欲为”；其二，归还官款后“归商不归官”的招商局前景堪忧。该函无疑可为同年十月二十六日王先谦《招商局关系紧要议加整顿折》出台提供了背景。

王先谦于光绪五年五月授翰林院侍讲，次月他即以敢与李鸿藻系清流为敌的形象亮相于清廷。[47]而对李鸿章的北洋淮系而言，初任言官的王氏则并没有过深的成见，因为同年九月王先谦上“条陈洋务事宜一折”，以“筹经费，备船械”强化海防的立场，对李鸿章在日本并吞琉球后更趋强硬的海防主张作出积极支持的言论姿态。[48]但一旦刘坤一在两江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李鸿章的购船计划，王先谦当即转身改变立场。王先谦奏参招商局完全秉承了刘坤一阻止招商局归还官款计划的意旨。为说明还款后招商局“归商不归官”的前景堪忧，该奏述招商局兴办历程，力斥办事诸人的失误，尤其唐廷枢、盛宣怀在并购旗昌轮船公司案中的作用。在王先谦笔下，并购旗昌轮船公司完全成为招商局当事诸人合谋欺瞒官方的阴谋。所谓“唐廷枢等诡称商局现又赔亏，须六、七十万两可以弥补，向李鸿章多方要求”，骗得北洋五十万两拨款“私自收买旗昌股票”；又所谓“盛宣怀往谒前两江督臣沈葆桢，诡词怂恿。沈葆桢欣然允行，遂续拨库帑百万两与之”，招商局同人并购旗昌的私愿因而得遂。另外，王先谦还引用了光绪四年入招商局的叶廷眷关于该局资本严重亏空的观点，所谓“该局本银应在五百万两上下，各项时值约二百五十万两上下”，即招商局现时资产价值只抵其吸纳的商股本金及公私债款额的一半。[49]在上述两方面陈述的基础上，该奏对李鸿章关于招商局实行归还官款的计划提出以下质疑：

    　　李鸿章曾奏称：招商局之设，原以分洋商利权，于国家元气、中外大局，实相维系，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维持，诚恐难以久支，贻笑外人，且堕其把持专利之计。是该督所论，实已洞见本原。特于唐廷枢等之营私肥橐，蒙蔽把持，相距数千里外，情事或未能深悉。近闻该督复奏请将公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分五年提还后，局务归商而不归官，并请将提还公款，悉解北洋，为办理洋务之用。夫归商而不归官，则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亏累日增，终于败坏。该督所请，与前奏“商为承办，官为维持”之语，系属两歧。或其意重在公款，遂不及为商务持久计也。[50]

王先谦无疑也是以“商战”为立论的依据，从而提出当务之急不在归还官款，而在整顿维持招商局。彼于整顿的具体设想，则无所忌讳地突出了南洋全面取代北洋控制招商局的意向。见奏稿中文字：

目今整顿之法，首宜严汰局员。唐廷枢、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仍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若任其逍遥事外，是无国法也。刘坤一新任两江，无所用其回护，且见闻切近，访察易周，拟请饬下该督臣，据实查办。此时不准干预局事，专派委员总理，以便核定章程。各省借拨库款，南洋居多，专款归库，方为正办。况分年提还之款，亦不足应急切购办之需。即北洋必需此项，而该局余利实敷每年还款，即由南洋扣收拨解，未为不可。且免掣动本银，贻误商局，自属有益。各省滨海码头，以上海为总汇，滨江码头，亦江南居多。均南洋所辖地面，事权分属，呼应较灵。[51]

  　　   四、查核王先谦奏参招商局案间的南北洋对抗

就晚清官场潜规则而言，招商局既系李鸿章奏准清廷而创设，他对招商局的控制权就得到官僚体制的承认和尊重。刘坤一函王先谦交待招商局事之际，有所谓“非想插手其中，将来难于摆脱”一说，虽然未必真实，但却是他作为公开的立场。[52]不过身为言官的王先谦，则显然缺乏规避触犯官场潜规则的谨慎考虑，甚至于公然为政治盟友谋取权力利益，其奏的正当性因此蒙上阴影。从中可见王氏在对李鸿章发难时行动间的匆忙轻率，其奏稿上呈前似未经刘坤一斟酌。刘氏在接查复招商局的上谕后的表现就表面而言相对谨慎，因其曾将处置意向主动函告李鸿章：

招商局……虽办理未能尽善，致生弊端，然官帑既经分年拔还，业已于公无损。乃王司成又有此举，晚生初意亦欲以一奏了之。继思尊处前此具复，以为不必调查。[53]兹若迹涉扶同，恐言者益以为疑，而滋多口；是以札委制造局李道、江海关刘道就近核明，而后缕细上陈，庶有以息群喙。鄙意以被参各款，唯股票一事稍难措词，且俟复到之时详加斟酌。此外如官帑息银，以及所领轮船应提之价，亦应分别妥议，以服众人之心。左右以为何如？[54]

查复王先谦奏参招商局案，“以理而论，应南北洋会复”。[55]但刘坤一显然无意与李鸿章协调立场，因为在是否实施整顿问题上他以曾有半年前南洋附和北洋主张表态的前例为由，表明不能再度苟同李鸿章“不必调查”的主张，并独自作出委派江南制造局李兴锐、江海关道刘瑞芬实施查核的举措。[56]至于“被参各款，唯股票一事稍难措词，且俟复到之时详加斟酌”，乃指招商局以北洋五十万两拨款“私自收买旗昌股票”事，刘表示将据查核结论“详加斟酌”复奏。如此强调，不乏借以威慑李鸿章主动作出让步姿态的用意。不过刘坤一该函遭遇李鸿章的强势反弹。李鸿章回函以“明系有人贿属”定性王先谦奏参招商局行为，并表明其对刘将独自复奏毫不在意，所谓“尊处委刘道、李道就近核明，将来复奏时尽可缕细上闻，自不必迹涉扶同，致启群喙”。李鸿章还不讳言招商局存在严重弊端，他如此批驳王先谦的整顿之议：

盖招商一局，所用多生意场中人，流品稍杂，原不敢谓办理处处尽善。但此事由商经理，只求不亏官帑，不拂商情，即于中外大局有益。苟有显著之弊端，必当随时整理。然或掇拾浮议，辄据无稽之词，妄相牵掣，必致商情涣散，更无人起而善其后矣。

甚至刘坤一强调的北洋拨款被用于股票投机问题，李鸿章亦以“收买股票一节，虽难保其必无，恐亦难得确据”，表明无所惧的态度。[57]如此情势之下，刘坤一在与李鸿章的对决上已无退路了。

王先谦奏参招商局的真实背景，乃刘坤一借端向李鸿章发难。作为当事者唐廷枢、徐润对此自然有所了解，因此二氏自始即置身事态之外。时因家事回粤的徐润匆匆返沪应付南洋查核仅十日，又“即刻登轮返粤”。[58]而时从事开平煤矿的唐廷枢就王先谦奏对其指控的答辩状则是由盛宣怀在津一手操办。其时最感压力者乃署天津河间兵备道的盛宣怀，因为王先谦奏足以颠覆其正当起步中的仕途前程。十二月李鸿章幕要员沈能虎自保定向盛氏通报信息，并予以安慰：“商局事闻南洋调水心至白下，不知若何剖析。以理而论，应南北洋会复，主人之力非弱，必能力排。惟宜说得明白而止，不值与辋川对锋耳。”[59]此处“惟宜说得明白而止”，指盛宣怀此时正草拟对王先谦奏关于唐廷枢和他本人责难的答辩书。至于“南洋调水心至白下”，则是报告王先谦奏所涉关键人物叶廷眷被招至江宁接受查询的最新南洋信息。叶氏于光绪四年秋入局后本欲大干一场，宣称招商局已成“虚本蚀利之势”必得官办予以挽救，但因得不到李鸿章的支持，及时偃旗息鼓。后叶氏退而专事漕务，而与江苏粮道英朴的关系“十分龃龉”。经招商局内部的改革举措，局员承办专项漕务的获利空间大不如前，更兼北方办赈引起的粮价波动导致其经办的该届江广漕务亏空，在事事不顺的背景下，五年秋叶廷眷以母病禀退离局。[60]离局后叶廷眷却在士大夫中“极言招商一局之罢难，又经洋商减价攘夺，似不能有振兴之望”。[61]光绪六年正月“有人奏招商局办理毫无实济，请饬认真整顿经理一折”，与叶廷眷此间散布招商局的悲观言论不无关系。王先谦奏参招商局自然对叶氏言论有所借重。但王奏有关叶廷眷的诸说既在李鸿章复函中被斥为无稽之谈,刘坤一不能不谨慎从事，调叶氏赴宁亲自查询。

叶廷眷作为香山籍人，并有在上海及其周边地方长期任知县的经验，对包括并购旗昌轮船公司案在内的招商局内情不乏了解的机缘，因此其在宁对相关问题作“若何剖析”，甚为北洋关注。至于叶氏传布的不利于招商局的言论，多出于对唐廷枢和徐润的不满，王先谦奏所谓叶廷眷遭唐、徐排挤出局一说并非空穴来风。不过即便叶氏为“不得于北洋”而生怨，但却无意陷进南北洋冲突旋涡。[62]况且刘坤一矛头集矢盛宣怀而非唐、徐的作法，与其本意相违。因此尽管刘坤一以“谕令仍办招商局务”为鼓励，叶氏仍“固请留家养亲”以婉拒。叶廷眷在查核过程中未予配合，以及王先谦对叶氏言论借用的草率，更因招商局第六、七两届年报将“折旧”纳入成本核算后招商局资产亏空问题已趋于消解，从而刘瑞芬、李兴锐查核结论整体上不利于王先谦奏。刘坤一《查议招商局员并酌定办法摺》中所谓“王先谦所奏，未为无因，其间或属已往之事，或系过当之词”一说，即当本于查核结论。此说虽然有关于招商局资产严重亏空指控的针对性，但也事关王先谦对招商局所有指控的总体评价。因而，刘坤一奏复不能不改取以退为守策略，从其有关招商局问题的立场全线倒退。刘坤一不但表态认同北洋保持招商局“商为承办，而官为维持”经管体制的立场，而且完全认同所归还官款用于购铁甲船的计划。所谓：“所有三届由局提银一百万零，已作铁甲船之用，自应径解北洋，何必由南洋收交致滋周折”。官本官办一说就此在复奏中消声匿迹。至于王先谦奏关于唐廷枢的所有指控，刘坤一复奏不但基本予以否定，甚至予唐氏以“招商局必不可少之人”的评价。这自然也与他不再坚持官办主张相联系。[63]

除在较具实质意义的“官办”主张上全线退让外，在北洋拨款用于股票投机指控问题上刘坤一也表现了谨慎隐忍的姿态。因为面对查核报告关于该项指控的暧昧性结论，所谓“（光绪二年，北洋）拨给官款系添购丰顺、保大、江宽、江永四船之用，唐廷枢等并无挪移私买股票”。[64]刘坤一也仅以“先买旗昌洋行股票一节，亦难保其必无，至谓如何侵吞，则尚无实迹”之说，表达其对该结论的保留。[65]不过在另两项与北洋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上，刘坤一还是凭借查核结论的暧昧性对王先谦的指控作了最大程度的坚持。其一，招商局禀请并购案时在有关并购款来源的设计上，有欺瞒沈葆桢的动机；其二，并购案有涉交易“中金”的黑幕。与此同时，刘坤一还强化了这两项指控对盛宣怀的针对性。恰如盛氏关于刘坤一复奏的观感，所谓“南洋复奏，招商局折内（指王先谦奏）诸事洗刷，以旗昌归并一端，独坐宣怀”。[66]这实际上也是刘坤一对其复奏策略设计的集中体现。刘坤一既有不扩大事态之动机，为保证王先谦奏参招商局行为的正当性，自然以招商局内与北洋关系最密切者盛宣怀为打击对象。刘氏复奏稿的结论部分严厉斥责盛宣怀，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具体文字如下：

盛宣怀于揽载、借款，无不躬亲，而又滥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所谓狡兔三窟者。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于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将来假以事权，亦复何所不至！请旨将盛宣怀即予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以肃纪纲，而示名明戒。[67]

王先谦奏参招商局案发展至此，事端起因本有的实质性意义已经失去。此后李鸿章与刘坤一在盛宣怀是否当为招商局参案承担责任的名义下的对抗，仅是关乎二氏官场声名的名誉之战。

　　　　　　　　   五、李鸿章交结李鸿藻派清流扩大阵营

刘坤一复奏在立场上的整体退让，是以李鸿章在洋务领域的地位无可动摇的现实为背景的。光绪六年八月，在备战俄事的背景下李氏筹办京沪陆路电报线路的主张得清廷批准；十一月初又先后有刘铭传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和梅启照上《筹议海防折》为北洋的洋务规画摇旗呐喊。尤其在王先谦奏《招商局关系紧要议加整顿折》在政坛未得必要反响的情况下，光绪七年二月清廷就刘锡鸿参劾李鸿章“复奏筹备饷需一疏为藐抗朝廷，腹诽谕旨”之举，作出“信口诬蔑，不可不予以惩处”的强烈反应。[68]如此的政治态势，不能不令刘坤一在继续对李鸿章发难问题上有所顾忌。更何况光绪六、七年之交刘氏的政治境况已显危机迹象。七年三月底刘坤一函李文田就自己身陷清流围攻而无奈自嘲，所谓“香涛以弟为作料，然为作料者不止弟一人，以弟为作料又不止香涛一人，某某弹弟不胜南洋之任，弟直引为知己”。刘氏在该函中重提光绪六年春为重开对俄交涉事李鸿藻与沈桂芬二氏对抗旧事，在沈桂芬已经故世的背景下他已转向理解李鸿藻系清流的立场了。所谓：

张香涛、张幼樵诚如台指实为后来之秀，条陈时务则未必悉中机宜。香涛之于倭奴已不免自相矛盾，其与译署龃龉台谕以为激成之，其实则酿成之。夫李兰生尚书之责译署曰，初无成算，何事急索伊犁；即索伊城，何必使崇地山；迨事既败坏，何必请交廷议；既交廷议，何能禁人不言，强人附和。弟以为译署无词以对。是香涛诸君之负盛名于时，则译署为之也。

显然刘坤一对李文田关于挽回对李鸿藻系清流关系的建议作出了颇积极的回应。至于在挽回对李鸿章关系问题上，刘坤一则毫无悔意。在购置铁甲船事上“与合肥忤”，源于他与李在海防塞防事上的政见分歧；“因铁路及招商局一案，致与合肥水火，亦自举其职守，并非矫矫自鸣，��求胜”。[69]虽然对自己与李鸿章的对抗作如此结论未见得坦白，不过此间刘坤一无心恋战的心态还是袒露无遗。因为二月间李鸿章复奏招商局案表明了欲将此场南北洋对决进行到底的决心。尽管正月间刘坤一复奏已表现出相当的退让姿态。

李鸿章出于维护其绝不容挑战的权威的用心，格外执著于结局的完美性。不但王先谦奏的指控基本被他定性为不实之辞，所谓“即如王先谦折内所称各情，皆属已往之事，尤多告者之过；或又以爱憎为抑扬增减，愈非其实”；[70]即便刘瑞芬、李兴锐查核报告中保留不多的有关招商局并购案的不利结论，亦均遭李鸿章的质疑反驳，所谓“臣详核该关道等查复各节，大致明晰，但尚有错误之处”。李鸿章复奏在综述查核报告时，已就结论用语的暧昧含糊作了强调性引用。如并购案筹款“照盛宣怀等原禀，由各商凑集银一百二十二万两，乃仅招商股四万余两”，“未践原禀之言，致有疑为诡诈者”。又如“洋商房产交易，向有五厘中金，分给经手之人，即盛宣怀原禀花红是也”；并购交易“盛宣怀等主持其事，即使毫不沾染，难免群疑众谤”。这样复奏反驳查核结论时，李鸿章引据“光绪二年冬盛宣怀等公禀南北洋原案”，称“原禀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不得谓其诡诈欺朦”；并兼及并购后经营和招股的具体情势，竭力说明“亦不得怪其未践原禀之言”的事实，显示其相当的说服力。不过“中金”问题仍令李鸿章感到棘手。为否定查核报告关于“花红即中金”的认定，复奏提供了唐廷枢关于并购交易中“花红”项下费用的具体解释。尽管作出并购交易“既系两家自行成交，并无居间之人，焉有中金之理”的经验性结论，李鸿章还是建议具体落实“中金”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查核的途径。在如此有利有节的申辩之后，李鸿章再度就查核报告不利于招商局的结论表明明确否定的态度：

臣叠次访察亦未闻有盛宣怀等沾染丝毫中金之事。乃该关道刘瑞芬等于集股一节，并未细查原禀；于金利源所得花红一节，又未调查收银字据，疑为商局经手人所得中金。殊属错误，应即照案更正，以昭平允。

李鸿章如此执著于此，固在保护盛宣怀免遭罢黜之难，然亦更在为招商局，尤其为并购案正名。其结论性文字更有“招商局为收回中国利权，关系大局甚巨”之说，以及称道盛宣怀在并购案中的作用，所谓“其会议收买旗昌，乃去一大劲敌，洵属借宾定主之谋。”[71]

李鸿章的自信及其复奏文理上的自圆其说，固然有助于加强他在此场南北洋对决中的优势地位，然更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来自奏章之外的官场交易活动。在此不妨以李鸿章复奏递呈之际盛宣怀的相关活动为线索揭示此中的黑幕。二月初十日盛宣怀由津“专差手书”北京内阁学士梅启照，“嘱十二日即往谒高阳尚书（李鸿藻）”。[72]梅启照乃光绪二年在江宁布政使任上助盛宣怀促成并购案者，因此在此次招商局参案中颇具发言权。盛宣怀迫切希望经由梅氏了解清廷高层要员对南北洋复奏表态的立场，并试图予以影响。[73]至于李鸿藻之所以成为盛氏此刻疏通清廷高层关系的关键人物，一则在看重李鸿藻系清流在政坛的影响力，另则在北洋对该派系的影响力已经初具规模。[74]

相对于刘坤一于光绪六年与李鸿藻清流派系水火不容的紧张状态，李鸿章这方面的状况甚可乐观。北洋经营对李鸿藻清流派系的关系，早在光绪五年初已见成效。其标志即该年二月张佩纶所上《河运万难规复折》。张氏该奏之背景为在沈葆桢努力下光绪四年实现了江北漕粮由招商局轮船自镇江海运天津的新举措。事毕，轮船在漕运领域的势力扩张引发了相关利益集团的反弹，在“海运系军兴弊政，欲整漕章，必自规复河运”的名义下，反对集团发出整治运河的呼吁。张氏该奏在维护招商局的立场上反击恢复漕粮河运的政治主张，所谓：“招商局船向以承运漕粮为大宗，若骤失此项津贴，商局不能自存，立见溃散，官本钜万，尽付流水”。更值得重视的，还在于该奏借淮系刘盛传部屯田天津小站的新闻对李鸿章的赞誉之辞。所谓：“以李鸿章之才望，重以朝命，资以钜款，自能审地势，体民情，善为操纵，上足裕国而下不扰民”。[75]张佩纶如此公开效力于李鸿章麾下，实系李氏精心经营的结果。张佩纶父张印塘（1798―1854），咸丰三年在安徽按察使任上因未能尽守城之职而遭罢免，次年在皖去世并葬于南方。光绪五年张佩伦母去世，为办其母丧事及迁葬其父还乡需费浩大，李鸿章以张印塘宦皖“患难之交”之身份及时向张佩纶提供资助。这应该是张氏上《河运万难规复折》的真正动因。且为解决张氏守制期间不能出任公职的困境，李鸿章延其入幕。张佩纶在李鸿章幕甚得礼遇，即便时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对李不无冒犯，李仍待以循循善诱，二氏关系甚佳。[76]

无论李鸿章经营对张佩纶关系之初是否有过更深的考虑，一旦二氏关系步入良性互动状态，全面发展对李鸿藻系清流关系的问题势必进入李鸿章的思考。这种迹象在张佩纶入幕前的光绪六年初春已清晰可见。例证即李鸿章在一件函稿中就清流人物成才问题发表的见解：

近日廷臣中如二张、黄、宝诸君，皆鲠直敢言，雅负时望，然阅历太少，自命太高。局外执人长短，与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鹜虚名而鲜实济，尊意能使在外历练，所成当未可限量，实为当今储才切要之图。惟此中机括，不在疆吏而在朝廷。若仅由疆吏奏调，予以差委，则非诸君所愿；请为帮办，则人之意见，岂能尽同，彼此参差，徒滋掣肘，恐有如明代巡按御史之流弊。傥朝廷欲陶铸人才，不妨使诸君出而�历，始计资格而授以司道，继课成绩而任以封圻，似亦实事求是之一法。张幼樵已奉讳在籍，敝处现订于三月间来幕襄助，亦冀其练习时事，他日可不仅托之空言。[77]

李鸿章引导清流走务实从政道路的意愿，在张佩纶身上已有所体现。然在光绪六年的政治氛围下，此说的意义绝非仅限于人才培养的层面。在李鸿藻守制期满重新入值军机、总署之际，李鸿章以此向李鸿藻系清流释放善意的用心，在他表明愿为清流人物获得更大仕途发展的空间――派赴地方担任要职――提供合作。李鸿章如此鼓动李鸿藻派不以清流自囿，而要扩张势力走政治实力派的发展道路，他在此间清廷内部沈桂芬与李鸿藻两大派系斗争中的立场就不言而喻，其表态为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李鸿藻派清流人物所重视毋庸置疑。因此虽有在重开对俄交涉问题上的激烈对抗，然李鸿藻派清流与李鸿章北洋系之间的关系互动则早已在悄然进行中。[78]因此当刘坤一借端招商局事向北洋发难时，李鸿章有相当的自信，即李鸿藻系清流的缄默足以令刘坤一此举在得不到必需的政治响应情况下而草草收兵。[79]不过随着南北洋对抗的持续，李鸿章对获得清流合作的愿望及要求必有所加强，双方合作在光绪七年政坛上留下的印记也相对此前更趋清晰。

　　　　   　　     六、南北洋进一步较量与清流倒刘坤一

针对李鸿章复奏“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光绪七年三月初刘坤一上《查实局员舞弊有案可稽折》。该奏对李鸿章复奏“以刘瑞芬等查出各节为错误”大不以为然，而对盛宣怀有罪的认定，以及对并购案的否定亦更趋强硬。所谓“臣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一端，亦非仅凭刘瑞芬等一禀。招商局收买旗昌轮船等项，糜费帑藏，以及收买此项轮船后，折耗益甚，�诸物议，核诸卷宗，盛宣怀等实属咎无可诿”。由此刘坤一声称：“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80]因南北洋为招商局参案争执不下，该案“奉旨交译署核议”。[81]四月中旬发表的总署表态显然于李鸿章有利，不但再度明确了北洋对招商局的控制权，而且对南北洋复奏的表态也显露出倾向性。如“招商局由李鸿章奏设，局务应由李鸿章主政，惟归并旗昌之时，沈葆桢以为机不可失，径行入奏，谅非该局员所能朦准”一说，完全认同李鸿章对相关指控的驳斥。即便总署指令就并购案有涉“中金”黑幕问题继续查核，这一表态也符合李鸿章复奏的意向。令李鸿章不满者，似在总署关于盛宣怀问题的表态仍属严厉。所谓“盛宣怀现在直隶当差，业经离局，应不准再行干预局务，并令李鸿章严加考察，据实具奏，毋稍�护”。[82]

刘坤一对招商局参案交总署核议本就不敢乐观，以“看来无非含糊了结，似此迁就姑息，天下将无是非之公”作感。而总署的具体表态令其沮丧愈益加深。对于总署“调取卷宗、帐簿，查明有无私得洋人中金”的指令，在刘坤一看来“无非借此敷衍了事”。因为“此等中饱之资，决无自留字据在局之理；即有，亦谁肯交出？”[83]此时实力不济而无心恋战的刘氏，似亦只能满足于“中金”问题含糊了结，即此也足令盛宣怀难以摆脱指控的阴影。总之在总署表态后，刘坤一在招商局参案的南北洋之争中的境况处于被动。各方面的情况均不利他继续与李鸿章对抗。尽管光绪七年初清廷高层有左宗棠出任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这样看似有利于刘坤一的新动向。不过左氏的颟�老态不但令其个人的政治影响力丧失殆尽，而且对湘、淮两大派系对抗局面产生了负面影响。三月王先谦函刘坤一论及左宗棠在京的不利境遇，[84]四月下旬刘坤一复函王先谦，表态：“鄙意以左相不唯不可与各国公使龃龉，并应与合肥和衷。合肥不足于弟处最多，然为大局计，深不愿两相之相为水火耳。”从中可见此间不但刘坤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支持他继续与李鸿章对抗，而且湘、淮两系的力量对比也不利于他坚持对抗。刘坤一对李鸿章和解的愿望明确表露，在上述表态后，所谓“方今人材，内则唯我先生与翁叔平”的恭维话，包含对翁、王二氏在京为此作出努力寄予希望。[85]其中自然也包括在招商局参案问题上提供支持。不过，此时被刘坤一视作盟友的翁同禾的态度完全不能乐观。见三月下旬翁同禾日记就盛宣怀父盛康拜访事所作记载：“盛旭人自津门来，兼以其子杏生被劾事及李相复奏稿见示，此中事实未易悉也”。[86]其中所谓“此中事实未易悉也”，将翁氏力图置身政治是非漩涡之外的心态泄漏无遗。

与刘坤一无心恋战不同，李鸿章在优势地位上欲将此场对决进行到底。李鸿章不能容忍“中金”问题因南北洋各执一词而成不了之局，在他的立场上解决困境的出路似惟有刘坤一下台。[87]也就在这样的情势下，李鸿藻系清流倒刘坤一行动亦骤然升级。至于李鸿章与清流倒刘行动的关系，则不难据此间李氏致张佩纶函稿清理出大致的线索。

张佩纶入李幕后，李鸿章将北洋政事无巨细及时函知。如二月招商局参案复奏事就告知：“南洋于招商局生意稍好时百端吹求，众情涣散，可虑。兄于十一日已据实复陈矣”。[88]尽管言简意赅，但就当时盛宣怀嘱梅启照直接疏通于李鸿藻情节看，张佩纶在协调北洋与李鸿藻系清流关系方面出力甚大。三月下旬，李鸿章进京特邀张佩纶同行，即在双方合作前景明朗的前提下，李氏力图谋求双方更高层面的合作。抵京后，李鸿章频频就与李鸿藻、张之洞会面事见商于张佩纶。[89]张之洞作为李鸿藻系清流中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态度转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尽管在宽赦崇厚问题上张之洞的言论不乏对李鸿章的攻击性，但光绪六年下半年他在其他方面已经表现出与北洋合作的倾向了。诸如刘铭传出山、吴长庆部调防等建议已不乏代言北洋淮系利益之嫌疑。[90]至十月，张之洞不惜对自己此前长期坚持的联日拒俄立场作出重大修正，以搁置琉球问题为立场上《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91]这是张氏公开合作于李鸿章政治利益的标志。李鸿章反对中日两国就琉球问题结案，其出发点在维持购置铁甲船计划。因为一旦中日关系缓和，推行该计划必需的政治动力就将不复存在。[92]为此，李鸿章曾呼吁刘坤一在筹议“球案”事上取统一立场，而刘氏拒绝合作的表态则无疑成为南北洋对抗激化的催化剂。[93]光绪七年后随着南北洋对抗的公开化，张之洞在配合李鸿章政治意图方面亦趋于自觉、彻底。关于这一点见张之洞致函张佩纶的文字：

得天津发书甚慰，合肥事以求杰士汰宵人为第一义。战舰以多为贵，（蚊）船既不可恃，铁船不必阻止，勿购废坏者而已！闽广人不可不用，赫德不可不访，大要如此。尊论洞达，朝夕赞画，宏益必多。中国今日人材物力，海防易，海战难，控大连湾旅顺是海战也。战倭易，战俄难，两铁船仅足备倭耳。合北洋三口之税以养水师，沿海屯防，自是胜算，能力赞之否？[94]

尽管张之洞的真实想法难以揣测，但上述文字基本上可视为他对认同李鸿章的海防论，其中包括以日本而非以俄国为假想敌的**观作出表态。上说中所谓“合肥事以求杰士汰宵人为第一义”，则不但可作为清流对其与李鸿章合作性质的自我认定，亦可作为其对合作目标的期盼。清流向来以不世出的杰出人物自居，“求杰士”自然首先得落实于自身。若以张之洞于该年十一月获晋抚之任视作“求杰士”目标实现的标志；那么九月刘坤一在江督任上遭罢黜则是“汰宵人”目标实现的标志。

推动清流倒刘行动的第一人，乃李鸿藻系清流中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陈宝琛，他也是在张佩纶外，此间与李鸿章关系发展最密者。光绪六年八月陈宝琛由侍讲补授右春坊右庶子后，有数件与左春坊左庶子张之洞交章论事的协同议政活动，其中即有两件与李鸿章利益密切相关。其一，光绪六年九月陈宝琛上《论球案不宜遽结倭约不宜轻改折》，反对总署接受日方建议的琉球分治方案。十月张之洞上《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陈奏上呈之际，总署与日方谈判的细节尚属保密，从而造成总署极大被动，沈桂芬“诧公（陈宝琛）何以风闻太确，将总署机要文字全提入堂中，以防外�”。[95]从中不难见陈宝琛在清流策划的行动中甘当马前卒、出头榫的政治冒险精神，其在此后倒刘行动中再当先锋之任不为无因。即光绪七年六月陈宝琛上《星变陈言折》，由此引发第二件与李鸿章利益相关的陈、张交章论事的情节。[96]

追迹陈宝琛此举发生的动因，不能不言及如下事实，即以备战俄事奉旨进京的刘铭传于十一月所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系陈宝琛代笔。李鸿章对此举极为赞赏，有所谓 “此（刘铭传奏）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于吾党发其端”。[97]光绪七年后陈宝琛与李鸿章关系进入非同寻常状态当在自然。三月下旬李、张二氏赴京前，张佩纶曾以陈宝琛来函示李鸿章；四月回津后李鸿章函张佩伦有所谓“昨闻伯潜近有封事，未知云何？毓庆宫照常入直，实于圣学有裨，此外臣所不敢言者”。此乃李氏借陈宝琛上《请召毓庆宫诸臣照常进讲折》事传达其对陈氏的关注及赞赏之意。也就在同函中，李鸿章还无所顾忌地发泄了对左宗棠庇护刘坤一的不满，所谓“太冲护同乡甚力，固属恒情，独惜庇此奸猾无用有嗜好之人耳”。[98]这已经是李鸿章第二次在致张佩纶函中从道德层面上攻击刘坤一了。第一次是在上年十一月中，李鸿章针对刘氏筹议“球案”坚持联日拒俄、而表态赞同接受日方关于琉球分治的建议，嘲讽曰：“岘公怠于事理，长于趋时，彼见译署与�户定议，正可藉以结欢固宠，岂复虑及后艰”。[99]“怠于事理”虽然琐细，但却具体涉入极富隐喻且敏感的官风问题，它是此后清流倒刘坤一成功的利器。其后光绪七年初即有以两江政务为幕客把持奏参刘坤一的事情。[100]至六月陈宝琛借天象变异之际上《星变陈言折》参劾重臣大员多人，其中刘坤一位列殿后而用力则最重。指控内容则未出李鸿章所谓“怠于事理[理事]”和“有嗜好”的范围，具体如下：

自江南来者，皆曰督臣嗜好过深，广蓄姬妾，日中始起，稀见宾客，公事一听藩司梁肇煌所为，且又纵容家丁收受门包。果如其言，则是昏惰颓靡，不可收拾，讵足以膺重寄？然此流闻之言、阴私之事，臣未敢遽以责刘坤一也。惟考其总督两广时，僚属贤否，毫无觉察。年来张树声所参之臬司张铣、运司何兆瀛、总兵殷锡茂，及恶劣之州县、谬妄之营弁，皆当日刘坤一之属官也。……是其用人之姑息、任事之苟且，必至贻误封疆。[101]

光绪七年春夏之交，对于李鸿藻系清流是一倍受鼓舞的时节。因为自正月出任兵部尚书后，李鸿藻于六月底再膺协办大学士殊荣，这是他全面填补沈桂芬去世遗下的政治空间的标志。李鸿章于该年秋赴京之际，“屡请高阳（李鸿藻）赴译署主持”，实有扭转总署决策不利北洋的局面。[102]不过李鸿章借推动清流派系向政治实力派系转变，以深化双方合作的用心，在张之洞身上体现得最深刻。同年六月张之洞由翰林院讲学迁升内阁学士，李鸿章得此消息即转请张佩纶致意，所谓“香翁超擢阁学，贤才登进，极可庆幸，晤时乞先道贺”。[103]言辞间可窥李鸿章与张之洞之关系已渐入佳境，这应以李氏为张氏的“超擢”出力为背景。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函张佩纶，言及“卯金（刘坤一）经其乡人极力洗刷，终非任重致远之器耳”，表达对左宗棠干预将影响刘坤一参案结局的遗憾之意。李氏此番心情继续在清流处获得响应。七月二十八日谕令刘坤一到京陛见、彭玉麟署两江总督，数日后张之洞上《疆寄虚应请早处置折》。该奏在以“纶音一下万口欢然，为东南得人贺”，盛赞传刘氏晋京上谕的同时，吁请任命曾国荃就任江督。[104]张之洞奏可谓为清流倒刘行动画上完满句号。

陈宝琛、张之洞二氏在倒刘坤一行动中首尾协同配合，尽显此次行为的集体策划性质。就清流倒刘的动机而言，与其将之归于政治道德理想主义的立场，不若归于个人及团体利益的驱动。十一月十四日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的谕令下达，同日李鸿章函张佩伦尚对该项任命如愿下达深感忧虑，所谓“宜兴复值原班，方冀南皮汇进，或有沮格者”。[105]同月二十四日再函：“香翁先以晋试手，渐调东南亦佳。闻小恙未愈，何时出都？念念”。[106]如此文字将李鸿章与张之洞授晋抚的关系泄露无遗。李氏此前关于支持清流出任地方要职的承诺，就此首先在张之洞身上兑现，这应该是激励清流在倒刘行动中竭尽全力的要因。

此时的刘坤一尽管将自己四面楚歌之困境归咎于上年春夏之交在京对清流的得罪，并“不复北上，未敢与言者争胜”。[107]他对李鸿章在背后的作用是十分清楚的。刘坤一在收到亲信之员“来教追论招商局之案，喻以引退”的建议外，时在李鸿章幕身居要位的张佩纶也经王先谦“以十箴见规”，刘氏见后则以“未必爱我至此”自嘲。[108]可见刘坤一以招商局事向李鸿章发难而成引火烧身结局，双方于此均心照不宣。

同年九月初，刘坤一开缺与左宗棠接任江督的谕令同时下达。因招商局参案系刘坤一两江任期内事情，仍须李鸿章与刘氏共同结案。十一月李鸿章主动致函刘坤一提出结案问题，并表明其立场：

招商局前案，反复推求，实无吞使中金证据，似须照总署奏复会奏完结。昨已咨商冰案，乞早赐复，以便叙稿。该局屡招谤议，尊处前纠，自因传闻未确，想大君子与人为善之心必无谬执也。[109]

此间已作隐退之计的刘坤一于招商局案仍持旧有立场，因此坚拒与李鸿章“会衔奏结”，以免再陷“自认情虚”的自辱境地。不过他还是作了“决不再效丰干饶舌”的表态，即听任李鸿章结案。[110]由是有次年三月初李鸿章上《查明买并旗昌花红折》、《复查盛宣怀片》，刘坤一前说均遭否定。[111]八月清廷对该案的最终结论下达，沈能虎函盛宣怀贺语：“昨闻佳音，为之快慰无量。历劫不磨之铁汉，堪为我公颂之”。[112]光绪六年冬起始的王先谦奏参招商局案，终于以李鸿章的完胜结局落下帷幕，显示了北洋在政坛不可动摇的地位。

　　　　 　　   　　　　        结语

自满族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1818―1876）于光绪二年去世前后，受宫廷斗争制约而难以施展权力的恭亲王奕�更陷孤掌难鸣之境地。清廷中枢实施务实外交政策的动力就此消失，外交事务也因此面临清流横加干预的困顿。在外交危机前，“坐名为士大夫，实际无识挟私者居其八九，轻于诃骂攘夺”，而致清廷不能达成有效的决策。[113]由是促成清廷中枢权力向慈禧转移的局面。光绪六年九月李鸿章感慨于此间清廷在俄事对策问题上纷争不休，所谓“前派�、恭、醇三邸，翁、潘会议俄约，是以有添设内军机之谣。实则枢廷甚不得劲，固不能不决议于兴献也”。所谓“兴献”指慈禧，而此际慈禧乃处病况下，甚至光绪七年二月间曾有“西圣病棘，恐一月内出事”的传言。[114]即便如此，朝政仍不能不由慈禧裁定。此乃酝酿李鸿章、刘坤一间政治恶斗的政治生态环境。

在李鸿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为维持其权势、名利和地位而无所忌惮地玩弄权谋于官场。有晚清生活经历的文人黄�称，在清廷“钳制”治术下曾国藩、左宗棠二氏“皆不勾结宫廷，王公太监，稍存书生本色；李文忠则好结内援，宦术深矣”。[115]黄�此说指向李鸿章彻底的功利主义立场，光绪六、七年间李鸿章以利益的交换争取清流的合作与支持，取得对刘坤一争斗的全面胜利，将其“好结内援，宦术深矣”的政治品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就官场的阴暗面而言，李鸿章对被清廷用作“钳制”工具的清流采取公然贿赂收买的手法，并不比曾国藩、左宗棠惯常采取顺应，甚至主动迎合清流的立场有更多道德上的“恶”意。[116]因为二者在维护、谋求个人的政治权势和利益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其对政治风气的毒害作用也是一致的。在官场斗争中采用阴暗手段，李鸿章在晚清政坛高层非孤例。在“中兴”之臣中居于比曾国藩更高道德地位的胡林翼，在其对抗清廷的“钳制”治术――督抚之间的相互钳制关系――时，对同僚官文同样在彻底功利主义立场上采用笼络手段，但胡的行为在晚清始终被誉为政治智慧的典范。李鸿章在政治事务中极端的功利主义立场与晚清政治生态全面恶化互为因果，亦是文祥去世，奕�消极自保，导致清廷中枢务实派系力量衰颓的自然结果。而作为晚清政坛最大的务实主义政治家李鸿章于光绪五年后全面地协调对李鸿藻系清流的关系，也致晚清政局演变更趋诡谲。在再度面对中外关系危机――中法战争的光绪十年，清廷中枢发生罢免恭亲王奕�全班军机大臣的“甲申政潮”，亦不为无因。晚清政治生态恶化即是以如此诡谲的局面不断加深，而不能挽回。

（原载于《近代中国》第十八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