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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野下的城市空间转型跨学科工作坊》综述

发布日期:2017/11/9 15:16:36  点击数:237
    2017年11月3日,“比较视野下的城市空间转型”跨学科工作坊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跨区域文明研究中心举行,来自里昂高师、里昂二大、清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校的学者齐聚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沙龙进行一场关于城市空间的学术交流。此次工作坊中来自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中外学者们分别就自己的研究领域对城市空间的发展做出了跨学科的思考。
 
  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有关中国的城市地块发展成为了学者们所考量的对象。工作坊中,中国的学者们也就现今中国城市的空间改造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教授以介绍上海市长宁区的JB地块的城市空间的改造为例,从现实角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现实的城市空间的转化。长宁区的JB区原为当地的一处棚户区域,上海市政府于1940年开始规划对于这一地区的空间改造工作。政府通过对这一地区的棚户居民房屋改造搬迁,利用级差地租的方式实现了这一地区的整体城市空间更新。报告中,宁教授也纠正了社会上对于土地批租制度的一些误解,并这指出这一措施正是基于现实情况实现城市空间更新的不二良策。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张卫良教授将视野投向了另一类型的城市地块——城市公园。张卫良教授认为现阶段中国对于城市公园的理解有一个极大的误区,即认为城市公园仅仅是城市生态景观的一个体现。张卫良教授通过列举早期英美城市公园的规划愿景,帮助大家拾起了城市公园中更多被遗忘的价值。一方面,从城市公园的外在属性看,早期英美的城市公园从一开始作为一种乡村自然风光的缩影,符合城市中大部分居民所追求的乡野特征,同时也寄托着早年来到城市打拼的精英人士的思乡之情。另一方面从城市公园的本质追求来说,城市公园兴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让工人阶级在拥挤的工地中,享受片刻的放松预约。此外,张教授谈及城市公园作为一种公共空间,作为城市居民交际、机会、讨论的社交场所,已经成为城市普通居民生活的一种延伸,具有公民社会属性。
 
  除了历史维度与地理维度对中国城市进行思考,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系的讲师刘淇也带来了一种人类学的思考。刘淇作了题为《自在的空间与混融的族群——对云南香格里拉县建塘镇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云南中甸建塘镇,是位于川、滇、藏交界处的一座小城。1949年以前,这里基本处于一种远离政权的“自在”状态,形成了一套以土官、喇嘛寺、老民为中心的地方秩序,以及以地域为基本单位的属卡-家户制度。这样的制度,为不同族群间的融合提供了天然的土壤。报告首先对建塘镇的地方秩序进行简要的勾勒,接着,讨论不同族群之间如何在历史进程中达到“和平共处”的状态。本文将指出,共同的社会规范为族群共处提供了现实保障,而复杂的地方仪式体系,使得各个族群既能留出自己的源头,又能结合为一个共同的社会。在特定的节庆中,族群共处的历史与现实会以一种空间隐喻的方式得到象征性的呈现。
 
  法国也是城市研究的先头国家,来自法国的城市史学者们也贡献了法国学界对于欧洲城市空间研究的学术成果。里昂高师历史系的让-吕克·皮诺尔教授(Jean-Luc Pinol)深度解析了伦敦与巴黎的绿色空间。皮诺尔教授运用GIS技术对比了自18世纪以来两座城市的绿地面积的变化。在工业革命之后,伦敦与巴黎受到城市化的影响人口激增,原有的绿色空间在城市空间中的部分在不断地被削减。然而,在统计中却发现,伦敦现今所保留下来的绿地面积远大于巴黎。教授也进行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伦敦的绿地空间主要是由大房产的贵族所有,所以大部分的绿色空间保存相对完好;而巴黎的绿地空间在大革命后,革命政府没收了大量原属于教会和贵族的绿地,转而进行国有化改造和出售,同时巴黎有许多小房产的业主处于利益考虑也将绿地空间进行了商业化改造,以谋求更多利益。
  里昂高师地理系的罗曼·加尔西副教授(Romain Garcier)分享了他的研究《工业河流污染的原因——关于当代城市史的历史性争论与探索》。加尔西副教授首先申明不论是地理学还是历史学都是城市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加尔西教授以分析法国东部洛林的工业河流污染问题的争论为例,解释了在城市环境史中不能简单的遵循奥卡姆剃刀法则(即避虚就实)应该同时将自然因素、历史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皆考虑在内,通过对与环境史的量化和空间化,规避以往仅从自然因素研究环境史的缺陷,从而开辟一条新的研究路径,使得环境使得研究具有更高的社会政治意义。
  里昂二大的斯蒂凡内·弗利尤(Stephane Frioux)教授的报告《法国的网络城市与城市环境改善——19世纪至1950年代》中,主要讲述了19世纪至1950年期间法国在网络城市的一个失败案例。教授将侧重点关注于两点,首先,为何法国的网络城市发展为何落后于英德。教授分析道由于当时法国城市化水平低、对于网络城市的技术怀疑、无法得到立法上的保障导致法国与英德之间还是具有一定差距的。其次国内部网络城市法国当地的发展十分局限,在地方政治因素以及舆论宣传的影响下成果实施也并不是特别好。最后教授指出:历史学家不仅仅可以探究“成功的故事”,也可以研究“失败的案例”,剖析没什么没有采取这种方式。
  欧美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史研究的重头戏。美国的城市发展也成为了诸位学者所关注的焦点。来自上海大学的李文硕老师首先做了题为《20世纪美国中心城市的双重转型》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到美国城市化的发展自19世纪开始,是一种典型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产物。起初美国的大城市以制造业为经济发展支柱,如底特律、匹兹堡,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一种工业为主的城市也逐渐发展起来,如芝加哥。在20世纪初,美国中心城市迎来转型发展。第一重表现为去工业化转型,即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投资趋向转向硅谷等创新园区。第二重转型为空间转型,即美国城市发展由原来的城市化向大都市区划的转变。但是,城市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积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劳动力、技术与市场,但是当这种积聚超过临界值的时候,环境、治安问题便层出不穷。这也将刺激城市的人口与经济活动离开中心城市,走向郊区。同时,李文硕老师认为美国中心城市的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小觑。首先是城市原有的功能区由单中心型逐渐转向多中心型;而郊区也由原来的经济型住宅区向混合型多功能的次中心转变。其次,由于城市的去工业化,美国中心城市的功能也由制造业城市向服务业城市进行转变。最后,李文硕也提到从20世纪美国中心城市的双重转型的角度,可以从一种新的角度观察美国城市史的发展历程。第一,城区发展与郊区发展并非是一种敌对的相处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形成一种互动交流的模式。第二,对于中心城市的理解,我们也将其置于一种更大的范围进行考察,并结合周边的郊区,以理解中心城市的功能与空间形态的变化。
 
  20世纪以来的美国的城市转型不仅仅体现在中心城市转变中,美国郊区在进行一系列空间转换的实验。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吴小凡汇报了近期的考察成果《重塑邻里空间——试探美国东海岸早期的新城市主义项目》。在报告中,吴小凡以美国东部三个新城市主义社区为例子,旨在介绍“新城市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即传统邻里开发。1916年为避免不同类型用地之间的相互干扰,政府逐渐将独立住宅与其他类型的开发相分离,逐渐形成了以土地的不同功效为依据,将地块相分离的局面。二战以后,在联邦政府的推动下,城市进入快速郊区化时代(商业郊区化、服务业郊区化,就业郊区化)。随着传统的区划改革,控制手段逐渐简化为容积率、每英亩居住单元数、退缩距离和停车比例等抽象的参数,而这些参数叠加并不能形成统一、可预见的建成形态。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基于这种功能的传统城市区划引发的弊端产生,如功能分区造成了职住分离,每日通勤的上班族养成了依赖私家车的习惯。为了克服这种弊端,由美国一家“新城市主义”为宗旨的公司(Duany Plater-Zyberk & Company)在美国的东海岸建设的三个社区项目(Seaside  (Florida)、Kentlands  (Maryland)、Southern village (North Carolina))。而这一系列的“新城市主义”项目皆是体现出一种反对集中规划,提倡一种民主性与自觉性的邻里规划思想。
 
  城市天际线现今已经成为了西方城市研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林广教授以此为研究对象,探究美国纽约天际线的演变。城市天际线即远方第一眼所看到的城市的外边形状,同时也是西方城市规划中的定型理念。林广教授指出纽约在殖民时期并无天际线的发展,直到工业革命以后,随着交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大量迁移,纽约的天际线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一战以后(20世纪初),在受到科技发展、城市精神、美学思潮以及人文追求的影响下,纽约的天际线逐渐出现了大量的摩天大楼的形象。纽约天际线的发展对于城市也有相应的影响。一方面,映射出了一个强大的纽约的形象,从而增强了纽约人民对于城市的自信感;另一方面,过多的摩天大楼,过大的办公空间挤占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对于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后林广教授表示,纽约的城市天际线至今未完成,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但是19世纪初纽约的摩天大楼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纽约的天际线变化也将随着人们的需求、经济的发展而继续变化。
  世界城市化中产生的多元价值观,也成为了与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讲师黄辉做了题为《消退的帝国与不断成长的欢快空间——1806,1850,1900旅游指南中的巴黎 》的报告。 报告中通过对比了政府出台的1806年、1850年及1900年的巴黎城市指南中的展示细节分析城市空间中的欢快空间。19世纪的巴黎为法国的首都,19世纪之都、世界文化之都,而1806年的旅游指南也是现今能够找到最早的城市旅游指南。旅游指南中记录了巴黎城市的起源、帝国机制、皇室生活以及市民生活,仅84页的小册子中尽显帝国的荣耀。第二份旅游指南出自1850年,不同于以往的简单介绍,1850年的旅游指南开辟了14各章节详细介绍了城市管理、城市生活、基础设施以及城市文化,可见旅游指南中的侧重点更多的开始介绍城市的多样性与现代化。在经过了奥斯曼城市改造以及五次世博会的经历之后的巴黎旅游指南也逐渐显示出了巴黎现代化之都的形象。由旅游指南中所呈现的城市欢乐空间经历有了从外入内,由面到点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显示出了一些特定空间(娱乐与政府机构)在城市空间中的重要作用。当然,这其中页显示了一些问题,例如欢快空间的不平衡性,主要聚集于巴黎城市的中西部。
 
  清华大学曹寅副教授的《Moulein虽小,五教俱全》记录了一次在缅甸的旅行——缅甸第三大城市毛淡棉。他发现这里有大量的外国人口,包括来自印度旁普遮邦人、比哈尔邦人、古吉拉特邦人、来自马来西亚的槟城人、以及来自中国广州人与福建人。他以沿路以来的旅行所见的宗教特色的建筑为线索,讲述来自上述各地区的人民是如何聚集到这里,并且与毛淡棉有着怎么样联系。
  19世纪的毛淡棉在经历了第一次英缅战争,被英国所占领成为殖民地。由于当地人民的懒散作风,英殖民政府也不得不将大量外籍人民迁居于此保证殖民机制的正常运行。旅行中见到的第一个建筑就是南川宫观音佛祖宝殿。这是一个福建同乡会,福建人迁居于此是由于当地有丰富的锡矿储备,为了开采锡矿,来自马来西亚的槟城人以及来自中国的福建人被迁移至此。不远处就有第二个建筑为SURITEE SUNNI JAMEN MASJEED的清真寺。而这一地区清真寺的建立是由于鸦片的关系。当地的华工热衷于吸食鸦片度日,英殖民政府看到了商机,并将善于种植鸦片的印度北部的比哈尔邦人移民至此种植鸦片,比哈尔邦的人民信奉穆斯林,这也就印证了清真寺的由来。第三个建筑出现了一个印度教的神庙,这与当地盛产的柚木和大米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印度西部的吉拉特邦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造船基地,而柚木是其坚硬的特点也是造船的极好工具。大量印度的吉拉特邦的商人聚集于此做起了生意。第四个建筑是嘉应会馆。嘉应是现在的广东梅山市的古称。这里的广东人以擅长木工闻名。印度首都加尔各答现在还存在着许多以木工为生的广东人。第五个建筑是一座锡克庙。由于英国人经常任用锡克人来担任警察,这也就解释了印度旁普遮邦人的出现。第六个建筑是由英国著名的传教士耶德逊(Adoniram Judson)所兴建一个基督教堂。最后一个是帕奥禅林(Pa-Auk Tawya Forest Monastery)是缅甸境内最大的禅修中心之一。
  曹寅通过记录毛淡棉旅行沿途的七座建筑,呈现了当地五种宗教形式,从历史的角度揭开了中国移民、印度移民以及新加坡移民是如何到毛淡棉的。为我们展现在长19世纪的特定殖民背景下多元化城镇是如何出现的。这也为多元化城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多元城镇的出现不仅是国际化大都市所表现出的自觉地跨国流通,也可以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本土化的特定移民。
 
  同样是在殖民背景之下,华东师范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的恩里克·拉雷塔(Enrique Larreta)教授作了《异质空间:19世纪晚期上海法租界的四明公所事件》的报告。上海的四明公所事件是19世纪发生在法国租界,由于征地筑路迁坟引起的法租界公董局与宁波同乡会之间的中外流血冲突事件。1870年随着上海法租界的日益发展,对于土地的需求激增。法租界公董局认为四明公所附近人口稠密,公所里的坟墓有碍卫生,计划修筑一条穿越四明公所的道路来迫使其迁出租界。而这一事件也成为了导火索,导致公董局与宁波同乡会两次的流血冲突。教授将其作为一个城市个案,反映了东西方不同思想文化的碰撞。特别是西方现代观念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在东方遇到了抵制。这是以往上海市研究所忽视的来自西方思想史的视角。
 
  在探讨完殖民背景下的城市多元化发展之后,华东师范大学的王琼颖博士讲述了二战后难民城市多元的背后所呈现的一种融合和记忆。报告以二战后东欧德意志人被驱逐浪潮为背景,介绍巴伐利亚“难民城镇”的兴起。二战结束后,上千万东欧德语人口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并沦为难民,而这些难民也被称为“被驱逐者(Vertriebener)”。当一部分难民进入巴伐利亚之后,对当地的城镇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得影响。当时巴伐利亚的的难民城镇一共有五座,报告者以其中的新加布隆茨为例,介绍德国政府如何利用难民城镇构建德国社会的一种文化认同。一方面政府利用城镇街道名称、纪念日、纪念标志、儿童宣传册等形式来重塑“被驱逐者”的家园记忆。另一方面融合时代的维度。近年来德国社会不再以宣传80年代以来的难民对巴伐利亚的经济贡献为导向,而是将难民城镇作为一种象征,体现不同种族文化在进入德国后所形成的不同的价值观。最后报告者也提出,在欧洲难民究竟何去何从的大背景下,德国所提出的政治维度之上的“难民城镇”是否也是融合政策的起点?最后,与会学者还围绕着世界城市史研究以及中国城市研究中的都市化、城市化等若干感念发飙了诸多间接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工作坊由华东师范大学朱明副教授做总结。他指出,城市空间的研究可以有很多维度,这次工作坊的探讨集中在三个维度:历史的维度、自然的维度、世界的维度。这也体现了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所要解决的任务和目标:如何让城市的生活空间宜居适度,如何让城市的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如何让城市空间“留得住乡愁”,即塑造城市文化和认同。而这些又都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外国城市的优秀遗产,用世界眼光和国际标准来建设中国的城市,需要对中外城市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因此,城市史的研究非常必要,华东师大历史系跨区域文明研究中心的比较城市史工作坊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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