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8日，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第一次会议“全球思想史：理论思考与实践路径”在历史系召开。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宏图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校教务处处长、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孟钟捷教授，法国巴黎三大韦遨宇教授，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吴蕙仪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史学理论研究所张旭鹏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健康与体育学院刘桂海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张智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周保巍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贾敏副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孙竞昊教授、黄纯艳教授、瞿骏教授、肖琦老师、范丁梁老师、马华灵老师，及学生代表共计40余人参与了本次会议。与会学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全球思想史研究的范式、对象、主体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反思，并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思想史研究的任务和视角。

在会议的开始，孟钟捷教授向各位与会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参会的学者和同学们可以为全球思想史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出谋划策。会议的上半场由李宏图教授主持。张旭鹏研究员整理了近年来在世界的范围内全球思想史取得的研究成果，这表现为代表性期刊和代表性人物的不断出现；张研究员还指出了全球思想史的理论基础，强调思想的流变，这个过程中有互动，也有误用。周保巍副教授分析了全球思想史可能的范式，包括思想跨文明的相遇；知识分子对全球秩序的想象、认知和概念化；全球的事件呈现出全球共同的结构；全球化的状况对思想生产的作用。肖琦老师比较了黑格尔哲学在法国和中国的接受过程，并得出结论，思想的交流并非是自动国际化的，会服从一些特定的因素，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值得研究。瞿骏教授指出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性与当下性，强调历史乃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不可过于强调思想史和其他历史的区别；在理解当下深刻的分裂性时，要意识到历史上或许也存在过这样的分裂。黄纯艳教授从宋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出发，关注了观念的多层面和实践应用的差异性。对同一个现象会有不同的观念，也会在不同的实践层面中被应用，有时甚至被用到政策上。例如在宋代，制度的变革和观念的变革是互相体现的。孙竞昊教授分析了思想性和学术性。所谓的理论是一种范式，更是一种方法和训练。经典是基础，但做学术本身要有前瞻性，要跟上新的潮流。历史上有很多理论，中国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场。李宏图教授总结，今天的中国以何种方式，以什么样的身份参与全球化。必须去研究那些价值、观念、思想是怎么应用到实践中去，这可能对未来会有帮助。

会议的下半场由孟钟捷教授主持。韦遨宇教授从“民主”的定义出发，指出“民主”是一个包含了人、空间、权力的相对概念，民主思想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谈及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认为这代表法国的民主经历了不断地动荡、反复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吴蕙仪研究员在中西交流史的大背景下，强调对于全球思想史的研究还应该增加微观史的视角，从微观的个案出发，逐步过渡到宏观，发现微观背后的宏观趋势，所以微观史应该是全球史的一个补充。马华灵老师分析了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思想史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并指出施特劳斯和伯林之间的思想争论实际上是施特劳斯学派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争论。他认为，施特劳斯学派混淆了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自由主义与施特劳斯学派之间实际上应该走向合作。刘桂海教授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对体育促进和平思想的看法。强调理解和平不能仅仅把它理解为战争的对立面，它有着广泛的内涵，如规则性和平、契约性和平、预防性和平。范丁梁老师梳理了专家知识分子在德国的发展历程。19世纪的专家知识分子主要来自国民经济学和历史学的领域。第二帝国建立后，历史学逐渐远离了对政治的直接干预，社会科学取而代之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改革。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哲学和社会学的专家知识分子则将批判作为干预社会的新路径。张智副教授谈论了圣西门主义者的关注点从政治转向了社会，历史属于社会动力学的范畴。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在灾难中前进的，并最终达到一个乌托邦状态。宗教的情感嵌入到了圣西门主义者对未来的规划之中。李宏图教授针对民粹主义现象，提出19世纪所建立起来的民主结构和今天遇到的现状产生了结构性的差异，带来了民主的危机或民粹主义。我们需要对现有的以精英、财产为基础的政治运转进行调整。贾敏副研究员从政治现象、社会现象、媒介现象这三个层面分析了特朗普现象，指出当下的特朗普现象还会愈演愈烈，在中美的竞争中，知识分子要承担责任感，要回到民众传统，发现真问题。孟钟捷教授分析了概念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强调历史学是人的科学，需要将经验个体化。对历史经验的理解、观念与实践之间都存在差异。在教学方面需要系统化推进全球思想史人才的培养。

在自由发言的环节中，同学们针对体育运动和民族主义兴起的关系、极端的民族主义的产生、人文社科领域的蝴蝶效应、长时段的国家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提问。在场的学者们一一作出解答，与同学们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和交流。本次会议在在场师生的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