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7日下午15：00，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先生应邀于我校人文楼5303会议室做题为“把中国放进世界：什么才是好的历史研究”的70周年校庆卓越学术报告，讲座由历史学系唐小兵教授邀请并主持，历史学系李孝迁教授、李海峰教授，思勉高研院赵崧杰博士，《中国青年报》编辑张彦武、东华大学日语系李凯航老师等聆听了讲座。此次讲座吸引了系内外百余名师生参与，会场爆满，座无虚席，会议室四角站满了充满求知欲的同学，听众积极互动，时长两小时的报告始终洋溢着活跃的气氛。

葛兆光教授在讲座伊始，从学术史的角度提出问题：什么才是好的历史论著？葛教授认为评价学术著作有三大标准——新的史料和证据、新的思路和概念、新的方法和典范。

第一，提供新史料、新证据的论著可以为相关领域研究带来新启示。如胡适通过发现欧洲所藏敦煌文献中有关神会的新资料，改写了整个禅宗史，启发研究者对以往禅宗史论述进行反思；日本学者矢吹庆辉从敦煌文献中发现佛教宗派“三阶教”的资料，启发研究者关注中国古代历史中容易忽视的政教矛盾。

第二，提供新思路、新概念的论著，如陈寅恪先生的“关中本位”概念、何炳棣先生“科举与社会流动”的概念，无论是否有争议，都可以为研究开拓新的聚焦点。葛兆光教授坦诚地说：“我认为有争议、有反响的书，总比水花都溅不起来的书要有价值！”

第三，提供给学界典范和方法的论著不仅能在本专业领域产生影响，还可以为其他领域带来启发和样板。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中典范的研究方法，激发了后世学界将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结合的“二重证据法”；竺可桢关于中国五千年气候变化的研究，利用考古、物候和传世文献的方法，启发历史研究中对气候变化的讨论。

在讨论了上述三条基本标准后，葛兆光教授围绕陈寅恪先生提出的“预流”问题，系统梳理了20世纪中国学术转型中的特征：第一是时间缩短，把传说、神话从历史里面驱逐出去；二是空间放大，不再局限于汉族中国或者核心王朝的那个范围，而是把历史视野扩大到满、蒙、回、藏、朝鲜甚至整个亚洲和世界；三是史料增多，“四大发现”（甲骨文、敦煌文书、居延汉简，还有大内档案），引出和刺激了很多课题；四是问题复杂，破除传统王朝的循环论，各种新理论从海外传入。

葛教授指出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的大变化，是受到19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巨大刺激。连中国偏保守的学者沈曾植、王国维等人也意识到中国学术应该介入国际前沿，不然没法跟世界对话。所以，不能够只固守在自己的传统观念里面，要接受外来的新观念，然后跟原来的旧材料互相结合。葛教授最后强调，当今的学术“预流”更需要“把中国带进世界，把世界带进中国”，以世界史整体的视角探讨中国问题，尽力破除“中国史”与“世界史”分离的壁垒。

      报告结束后，现场的同学意犹未尽，踊跃举手提问互动。来自历史学系、中文系、美术系、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等不同院系、专业的同学向葛兆光教授提出有关海外汉学研究、数字人文技术的应用、跨学科研究等方面的问题，葛教授一一耐心解答，并为数十名同学题签他的各种著作。唐小兵教授在总结中对葛兆光教授带来精彩的学术报告表示感谢，并鼓励在场的同学们继续保持求知的热情、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讲座在同学们恋恋不舍的情绪和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