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6日上午9：50，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副研究员兼世界史系副系主任的李腾老师应大夏历史系列讲座的邀请，于历史学系1206会议召开了主题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百年嬗变”的学术分享。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张锐老师主持，我系朱明老师、李海峰老师、刘伟才老师、童欣老师参加，活动吸引了系内外学生近60人。

讲座开始时，李腾老师提到，同学们应当对“文艺复兴”这一名词并不陌生。1840年，已有法国学者提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认为10-11世纪时北方蛮族侵扰减少，欧洲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这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发生打下了基础，而这一概念直到1927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一书的出版才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最早系统地阐述“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史学家让-雅克·安托万·安培（Jean-JacquesAntoineAmpère，1800-1864），他认为欧洲共有三次复兴，第二次是11世纪末时法国出现的知识运动开启了中世纪的大门，从此“思想有了伟大的活力，艺术也获得了新的驱动力”。而接下来的埃米尔·格巴尔（ÉmileGebhart，1839-1908）则保持人文主义视角，作为一名保守的天主教徒，其研究体现了民族主义与教派思想的结合。他认为，文艺复兴的根源于特征是个人灵魂的觉醒与个人价值的发现，而这应当追溯到12世纪的法国。

作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核心特征，经院哲学的出现是现代精神对权威的第一次反抗。为了阐述经院哲学与12世纪文艺复兴的关系，格巴尔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得出查理大帝之后帝国（德国）、学术（法国）和教会（意大利）这三种权威之间的融合、博弈促进了欧洲文明的进展。格巴尔认为经院哲学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比普世帝国、封建制度乃至市镇公社都更为持久，而经院哲学从抗拒权威的武器变成思想禁锢的工具，则象征着“12世纪文艺复兴”的逐渐衰落。

伴随着经院哲学的本心丧失，文艺复兴开始由法国转向意大利，中世纪大学成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重要标志。英国学者哈斯廷斯·拉什道尔（HastingsRashdall，1858-1924）以中世纪大学为突破口来考察中古时代的文艺复兴，成为这一领域的开创者之一。中世纪大学在12世纪最后30年建立，作为人类文化的汇聚地，深刻影响到了后世学科划分的标准——神（造物主）只是背景，对人（有理性的受造物）本身的探讨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至此，李腾老师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基本特征予以介绍：

其一，以大学为核心视角，论证了大学系统之特征与12、15世纪文艺复兴的密切联系，从而体现出两次文艺复兴的紧密联系；

其二，强调了12世纪中期前后的文化高度繁荣（阿伯拉尔），但同时开始强调经院哲学对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反噬；

其三，在12世纪文艺复兴之诸多要素之中，特别强调了中世纪时期的大翻译运动和科学研究之兴起；

其四，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呼应，极大推动了“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及其解释框架的发展，催生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一个“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热潮。

对“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的普遍接受始于1927年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一书的出版，但学界也不乏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如佩托质疑历史应该是渐进发展的，不能以“复兴”概念武断分割；威廉·A.尼茨（WilliamA. Nitze）对拔高12世纪的文化地位一直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自觉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awareness）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同古典文化和12世纪相决裂的核心，并反复申说“文艺复兴”这个概念的滥用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爱娃·马修斯·桑福德（EvaMatthewsSanford）则认为“12世纪文艺复兴”在教学上虽然具有实用性，但也容易产生极大的误导。在她看来，12世纪的文化运动本身就可以看作是重要且具有独立价值的文化发展现象，不应当过度强调它与过往或未来之间的关联性，这会导致中世纪本身特征的丧失与磨灭。

正如学者们提出的质疑那样，哈斯金斯的理论在当时虽然成为了“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范式，但该范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如过度关注和对照布哈克特的论述，更关注于世俗社会的变化，对宗教领域（如教会法、政教之争）的讨论有重大的缺失；尽管努力想要突破布克哈特的理论，但反而更加局限于丢古典文本的阐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文艺复兴”是布克哈特在古典文化复苏意义上的“文艺复兴”。

在对19-20世纪“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成果和理论进行细致梳理后，李腾老师提出了他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在研究这一主题时，应该选用新材料、新模式，还是迎合新的主流？老师认为，该运动真正的核心在于一种进取精神的复兴，代表着对更高层次知识与学问的热爱，并囊括了文化从精英向大众阶层广泛传播的过程，这其中的内涵远远超过了重新发现古典拉丁文之美妙的限度。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边界的拓展，都表明了这场运动背后所蕴含的勃勃生机。无论是模糊的“自觉意识”，还是宽泛的“人文主义”，都难以涵盖这场文化运动中包含着的众多领域，这同时也是一场世界观的革命。

在研究“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有时会对神学这一重要因素缺乏关注。针对这一问题，大卫·诺尔斯有自己的新理解——对哈斯金斯来说，以“文艺复兴”来命名为强调古典因素和异教元素，着意摒弃天主教的宗教思想世界，并将经院主义的最后僵化视为复兴夭折的主因。诺尔斯却认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发展最终的丰硕成果，最完整地体现在神学系统的建立上，对此加以研究，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12世纪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

同时，替代词“Reformation”和“Revolution”的出现，也表明了研究领域的新思路与新变化。当布伦达·博尔顿（BrendaBolton）和贾尔斯·康斯坦伯（GilesConstable）使用“reformation”一词来形容12世纪的时候，对于这一名词的选用及其内涵也并没有清晰的界定。他们希望以此强调这一时期在宗教生活中的巨大变化，而这一点在哈斯金斯的论述中几乎是被完全忽略掉的。而罗伯特·莫尔在使用“第一次欧洲革命”的时候，对“revolution”一词也没有详细的界定，只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相对被忽略掉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力量上。

讲座逐渐进入尾声，李腾老师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简要小结，认为在进行研究时应当克服“反布克哈特主义”，不应该比照15世纪文艺复兴的写法来看待12世纪文艺复兴，并提出未来在进行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要具有“全球中世纪”的视野，将神学与教会纳入考察范围之中，德意志的文化地位也需要更多重视。再次感谢李腾老师为华师大的师生们带来的精彩讲座。

（供稿：温子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