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9日至30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联合主办，华东师大吕思勉研究中心、中国史学研究中心、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承办的“新史料与中国史学史研究新趋向”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出版十周年交流会在闵行校区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四十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出版单位的六十余位学者与会研讨。

开幕式由华东师大历史学系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教研室主任王传主持。系党委副书记王应宪代表主办方对专家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历史学系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关心和支持，并介绍了近年来在推进《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方面的工作和成绩。

孙卫国的报告“北大复员时期的傅斯年与郑天挺”聚焦抗战胜利后傅斯年、郑天挺主持北大复原工作时期的往来协作关系，以丰富且翔实的史料再现了傅、郑为北大平稳接收、顺利复员所做的努力，二人行事方式有所不同，然皆一心为公、坦荡无私，为北大战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钱茂伟在“燕京大学国学所让董朴垞走上中国史学史之路”报告中，讲述了董朴垞所经历的学术转型之路，指出董氏在燕京大学国学所求学期间涉猎宋学、方志学与清学，其后受陈垣、张尔田等学者指引而由文学转向史学；又因梁启超“中国史学史”编纂理念的启发，撰成早期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成果《中国史学史初稿》。

徐国利的“民国时期顾颉刚论方志及其现代发展”报告，考察了顾颉刚在方志学的理论探索及现代实践方面的贡献，指出顾颉刚继承了顾炎武、章学诚的方志学传统，较为系统地阐发了方志特点、价值及其局限，并主持编制目录索引，创新现代方志纂修的体例、方法和内容，实现方志编纂的科学化。

李勇的报告“从拿来到探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史料学’抉择”，关注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构建史料学体系的探索过程及其时代特征。学界起初以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史料学”为蓝本，代替实验主义史料学。改革开放后则更多致力于史料学的学科建设，阐释其内涵、体系及方法论，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因素。

阜阳师范大学于文善以“抗战时期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料观”为题发言，指出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艰难环境中，形成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和重视史料考辨的史料观和方法论，批判吸收传统考据方法和西方史学理论，并结合抗战现实需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进程。华东理工大学庾向芳所作“发现福井准造：兼论日文史料在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作用及意义”报告，认为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流通的中介之一，对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理解社会主义有着特别意义，并由此揭示了日文史料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中国中的作用。西北大学李小东的发言“‘发现’新史料：吕振羽、翦伯赞古史研究中的民族志资料”，讲述了吕振羽、翦伯赞在古史研究中引入民族志资料作为重要补充，此举在理论上受摩尔根《古代社会》影响，史料上则对日译苏联史著多有借鉴。从二人对民族志史料的运用，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史料运用方面的开拓意识。军事科学院付耶非以“聂崇岐与‘十七年’史学”为题，讨论了聂崇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工作。聂氏参与“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二十四史”等编辑整理，延续了以往的史料编纂工作，是理解建国初期史学转型的一个样本，亦反映了史家个体学术生命和时代、史学的互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乐鑫以“《中国历史小丛书》与马克思主义通俗历史读物组织出版经验（1958-1966）”为题，考察了“丛书”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的经验，即平衡学术性和普及性、史实求真与教育功效的关系，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通俗语言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传播。

华中师范大学尤学工在“求真与寓义：中国古代史学的两种取向”发言中指出，古代史学整体上有着“伦理治学”、“叙事史学”、“义理史学”和“考据史学”的转化，蕴含史学的“求真”学术属性和“寓义”社会功能彼此争锋与共存的两面，并由此塑造了传统史学的独特形态。华中师范大学王亮军的发言“量时与度行之间：范晔论‘处士’与‘君子之道’”，考察了范晔《后汉书》对“处士”群体的评价，反映出范晔的历史人物观；范氏并未以“仕”或“隐”简单评判“处士”价值，而是以儒家思想评议“处士”从时势出发的个人选择，表现出不同境遇下“君子之道”的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敏在“明人王世贞的史料工作及其当代启示”报告中，评议了王世贞在明代史学建设方面的贡献。王氏自觉从事明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及理论构建，其史料学撰述为后世明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当代史意识、史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当下历史研究亦有启示意义。湖州师范学院唐燮军以“茅国缙《晋史删》的著述缘起及其他”为题，讨论了明代茅国缙删削《晋书》而成《晋史删》之背景和影响，其编纂既有家学渊源，亦有万历中后期“国本之争”的政治关联。《晋史删》启发了学界以《晋书》为本的改编、续写之作，拓展了《晋书》接受史和研究新路。北京师范大学许洪冲围绕“论清修‘续三通’‘清三通’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发言指出，清代编纂“续三通”和“清三通”是对前朝制度文献的接续，更是清廷反思前代典章得失以完善制度的自觉行为，展现了中华制度文明的连续以及多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

南开大学朱洪斌的报告“刘节古史研究路向及其演变历程”，讲述了刘节古史研究的阶段变化：受“古史辨”影响而事于考证，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古代民族史，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探讨西周社会形态，这一脉络契合于中国新史学的演进脉络，其学术历程亦为现代中国史学变迁的一个缩影。四川师范大学刘开军以“历史学家的慈悲心——以刘咸炘的慈善活动为例”为题，讨论了史学家的道德情怀和社会实践。刘咸炘身处近代变局之中，基于家学传统和个人禀赋生发出深厚的慈悲心，并投身慈善救济活动。“良史”在才、学、识、德之外，也应有着对社会苦难的慈悲心。山东大学李长银“学则须疑：胡适‘东周以前存疑论’的建立及其偏颇”的发言，重新审视胡适著名论断的提出、社会反响及其自我修正，指出此论的价值在于动摇传统的上古史观念，引发史学界关注史料的审定，从而开启了中国古史研究的现代转型。华东师范大学王锐以“论李源澄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借鉴与取舍”为题，分析了李源澄如何融通廖平、章太炎的学术资源，形成其经史论述。李源澄在学术上借鉴章太炎的论述，既因章学的原创性与时代性，也在于李源澄认同章氏有关共和政体及近代国家建设立论的政治文化前提。北京师范大学朱露川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与早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为题，阐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因革有迹的特色，并关照到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华谱系”注重“历史哲学”的思辨性特点，及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状况。上海财经大学殷飞飞在“承前启后：现代史学派与西南民族研究”发言中，考察了现代史学派在西南民族研究中的贡献，此派学人继承早期民俗调查传统，又将重心拓展社会历史、文化形态和社会经济结构，融入人类学、民族学等方法，构建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史学传统融合的本土化路径。

华东师范大学赵四方以“范式内外：20世纪上半叶清学史研究的多重履迹”为题，评述了20世纪前半期清学史研究的多重履迹，指出不以清学史见称者亦对清学体味甚深，重加检视可以历史性省察既有“范式”，更为全面而立体地理解清学和近现代学术的复杂图景。东华大学李天星在“从梁启超的文化史观到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通史的书写”发言中，指出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将“民史”和“文化”置于中心，催生出新型中国文化通史观念。梁氏关于文化史学的基本论断，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中国文化叙事，也促成了现代中国史学的变革。云南民族大学王嘉淳以“郑鹤声中国近世史研究”为题，讲述了郑鹤声由中国史学史、文化史向近代史的学术转向，其《中国近世史》不同版本所体现的断限问题，则展现出和顾颉刚等学者相通的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关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杨天通在“从‘疑古’到‘重建’：论李济科学考古学对中国上古史的重构”发言中，评述了李济将科学考古学引入中国，以殷墟发掘的考古实物证据的信史回应疑古思潮，促成了文献考辨“疑古”向考古发掘“重建”的转变。广西师范大学胡青松的发言“民国学者徐浩的二十五史研究”，关注到徐浩及其《廿五史论纲》，并从版本比对、内容分析等方面评述徐氏治史具有博采众长、立论平实的特点，以及在史学普及和教育方面的学术价值。

聊城大学赵少峰在“当代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史学家群体的兴起与知识建构（1978-2023）”报告中，聚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群体的形成、发展及其知识生产历程，指出这一群体经历了从边缘化的学术领域发展为有着明确学科意识和相当规模的学术共同体，并且展望了其服务中太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学术使命。南开大学秦丽的“从排满到抗日：近人张继对明清史籍的关注及其历史观”发言，探讨了张继在政治活动之外对明清史的关注及其见解，在章太炎影响下，张继以华夷之辨观念及“尊明贬清”之立场看待明清史，其史学观点与政治主张紧密相连，对国史馆的史料整理和编纂工作亦有影响。首都师范大学王澎以“活动的鉴本：《纲鉴会编》的编纂、利用及知识再生产”为题发言，从《纲鉴会编》的编纂、流通、阅读与再利用的全程考察，展示了纲鉴类史书对历史知识的生产、传播、接受和再生产过程，以个案研究陈述了纲鉴类史书与编者、读者的互动状况。安徽师范大学孙光耀的发言“从阙里志书到孔庙学——孔庙研究的知识谱系”，追溯了孔庙研究从传统“阙里志书”编纂到现代意义上“孔庙学”形成的知识演进，因视角的多元化，孔庙研究成为融合礼制史、思想史、社会史等综合性领域，知识体系的专业化、学科化亦反映了传统研究对象的现代学术转型。上海市委党校李瑞璞在“民国知识界对雾社事件的认识演进与历史书写”报告中，梳理了雾社事件发生后，民国知识界对于该事件的认识过程、解读角度和书写方式的变化，这一认知关乎事件本身，亦牵涉民族观念、反帝抗日叙事和历史记忆的建构。

河南师范大学杨翔宇在“从刘向歆到章学诚：古代校雠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演进”发言中，考察了古代校雠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从刘向歆父子以版本、校勘、目录为核心的基础体系，到郑樵求书、校书、分编的“三位一体”论，再到章学诚折衷百家构建宏达的校雠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文献学理论和体系建构。河北师范大学崔壮的“两晋目录考辨二题”发言，关注到古典目录由六部分类法向四部分类法过渡的两晋时期，并围绕荀勖、桓石绥的校书活动展开讨论，发覆其间一些因史料模糊而存疑的遗留问题。嘉应学院窦禄军的“清代嘉应州科举文献三种叙录”发言，梳理了《嘉应州科举考》《四余堂试草》等地方科举文献，并从文献记载的科举人物事迹，观察地方科举史及客家地区文化发展。河南理工大学许倩在“王涤心《洛学拾遗》探研”中，关注了河南学者王涤心编纂的《洛学拾遗》，并以新见版本及相关史料，考察此书在编纂体例、内容特点和思想主旨等方面对于清代洛学史学脉构建和地方学术的学术价值。嘉应学院杨扬的发言“基于新史料的黄遵宪与黄节教科书‘辱客’事件关系考辨”，以新见史料、教科书初版本等文献对黄遵宪涉及客家人的事件进行再探讨，指出黄遵宪并非此事件的参与者。华东师范大学裘陈江的“朱启钤丝绣书画著录、刊刻与流转的相关信札考释”发言，从朱启钤《存素堂丝绣录》稿本夹藏的朱氏未刊信札出发，结合所附签条及相关文献，考察了《存素堂丝绣录》的编纂、刊刻过程及其学术意义。

榆林学院马少甫在“抗战时期榆林的文化抗日活动”报告中，运用地方历史和档案文献肯定了榆林在抗战时期作为战区以及晋陕绥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并从“中国边疆（榆林）学会”等组织的文化抗日活动，说明了地方知识界在民族救亡运动中的作为和贡献。云南民族大学颜克成以“方豪在云南时期学术活动发微”为题，考察了方豪抗战期间在云南的参与“中华民族是一个”论辩，延续其“近身之学”的天主教史和中外交通史研究，并关照到方豪和顾颉刚的关系，扩充了学界既有认识，亦反映出学者在特殊时期的为学坚守和报国情怀。宁波市地方志办公室邬建麟作“抗战时期旅碚文化精英与地方的互动——以民国《北碚志》的创修为考察中心”发言，指出抗战时期内迁北碚的文化精英和地方政府合作，编纂新方志典范的《北碚志》，并从创修缘起、编纂历程、刊行情况等方面析论其特点、价值以及对于当代修志的启示。上海理工大学苏晓涵在“默会知识与人机融合：人工智能时代历史知识生产的困境与新思路”发言中，引入哲学领域的“默会知识”概念，关注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历史学理解模式的变化、默会维度，以及从技术哲学层面将“默会知识”和人工智能结合的可能路径。

山东大学杨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机构与现代史料学的建构”发言中，指出在“整理国故”和西方实证史学影响下，现代大学、史学机构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使得史料工作由书斋走向公共场域，促进了现代史料学的建构，由此形成的史料共享机制也助力于现代史学的建立。华东师范大学吴原元以“述论民国时期的域外汉学目录编撰及其启示”为题发言，分析了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目录编纂热潮，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是学术现代化进程中知识系统化整合的内在要求，更深植于救亡图存、了解世界的时代环境；编纂者抱持的学术自觉和家国情怀是洞察近代学术转型和民族命运的窗口。华东师范大学贾菁菁“京都大学学术刊物与学科体制的互动生成（1906-1935）”的发言，以学术期刊为切入点重新审视“京都学派”的内部构成；由《艺文》、《支那学》、《东洋史研究》等刊物的分析指出，在“京都学派”之下，长时期并存中国古典人文研究和亚洲区域历史研究的两条路向。上海大学屠含章的报告“‘鸦片战争’（Opium War）一词在英文世界的出现与早期传播”，考证了“Opium War”作为专有名词在19世纪英美报刊舆论中的生成过程。这一名词于战争前后在英美媒体报道和评论中形成确立，而新闻报刊则在塑造历史事件称谓和推动其跨语境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南开大学徐成的发言“朝鲜王朝儒臣洪良浩的军事史观新考——以《海东名将传》的历史书写为例”，以洪良浩私撰《海东名将传》切入，从编纂动机、文本内容、书写策略等方面分析了洪氏的军事历史观念及其政治文化意图。中国社会科学院谢泽颖“国语运动与法国汉字记音实践之比较”的发言，比较了中国的国语统一运动和法国学术界的汉字拉丁化记音实践，从两国的历史处境、国际地位和文化战略方面，揭示出汉字注音问题深嵌于中外文明接触、角力与互鉴的复杂场域。

自1920年代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做法”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已走过近百年历程。“百年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省思”圆桌座谈由王应宪主持。与会学者结合研讨主题和自身为学方向，就持续深耘传统研究领域、加强史料的整理阐释、推动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注重中外史学的比较融通以及主动回应当代历史研究新趋势等方面开展交流。

现场花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