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许倬云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许倬云教授学贯中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以3年时间和精力撰写的这部著作，综合了海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他本人毕生治中国史的心得和卓识，对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做了全面扼要而又深入浅出的讨论。他以黄河长江比喻中国五千多年波澜壮阔、多彩多姿的历史文化的发展，写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恢弘气势、包容开放的胸怀和顽强不息的生命力。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许倬云说他的这部中国历史是“为这一代中国人撰写的历史”。那么，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应该拥有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呢？许倬云的回答是，一部体现中国文化江河汇流、海纳百川的历史。它不是一朝一代的谱牒，不是一国一族的家乘，而是所有对中华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的人们的英雄史诗。“中国文化从源头的细流，长江大河一路收纳了支流河川的水量，也接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许多成分，终于汇聚为洪流，奔向大海――这一大海即是世界各处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

   　　以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为主要着眼点，这本通史摆脱了以华夏为中心、为正统的窠臼，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框架下审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展开与演进，展示中国历史文化如何从一个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国”，逐步走向一个世界文化中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故事的内容、场景和空间不断变化、扩展和深化。而根据这种内容和空间范围的变化，该书把中国历史分为几个大的时代：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和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在各个不同的时代，中国文化的内容，由于在更大范围内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包括各种冲突与融合），而成长得更为丰富多彩，更为多元包容，也更为恢弘深远。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以这种视野来阅读中国历史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许倬云特别希望这本历史能帮助我们克服中国人的文化自我中心观念。为此他不仅反复强调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的交流融合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并在每一章辟出专节来讨论中外文化交流和做世界范围的文化比较。其目的是“除学术兴趣外，也不辞冒天下之不韪，拟对国民自大心态的偏差，尽规劝谏诤的努力”。许教授的这份苦心显然是有感而发，其心拳拳，其言谆谆：“今日的世界已渐为一体，任何地区的居民都必须与其他社会和其他文化的成员，有所交往。过分自大，难免自蔽，于己于人，均非健全正常的心态。”

   　　以文化为历史发展的主题，自然首先要明确定义什么是文化。许倬云反对把历史写成帝王将相、圣贤名流的记录，他所讨论的文化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明同样广延。不过，他特别强调：在文化内容方面，他多所注意的是日常文化、人群心态及社会思想，尤其是“一般小民百姓的生活起居及心灵关怀”。在这本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畅销历史书中看不到的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比如，汉代的区种和代种（耕作方法和技术），面食在中古时代的流行，唐中叶以后妇女的服饰等等。再比如，宋代的商业贸易，明代的工艺技术，明清的移民潮和秘密宗教，等等。许倬云是治经济社会史的专家，在讲述这些的时候是信手拈来，却往往能揭示出隐藏于其中的历史转圜变化、起伏消长的契机。比如他告诉我们，明代的工艺技术水平虽然遥遥领先于西方，但是明代的木制机械缺乏螺丝和传动配件，难以发展出使用热能源的高速转动装置。而当时欧洲的铁制机械大量使用传动轮和螺丝钉，不同的技术路线很可能是造成中国后来不能率先进入工业化的原因。

   　　许倬云的本意是要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中国人写一本他们自己的历史。对于那些想从历史中看到宫闱秘事、学到帝王权术的人来说，这本书会让他们失望。但对希望了解我们是谁，来自哪里，去向何方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这本书学术性很强，却适合每一个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读者。许教授文字平实而生动，叙述冷静又富激情，读此书不仅受教益，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国史大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74年修订版

   　　对于文史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同学，我特别推荐国学大师钱穆的这本《国史大纲》。这本通史成书于上个世纪30年代末，正是山河破碎、内忧外患深重的年代，作者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切自与80年后的今天大不相同。

       面对清末以来日益加深的内忧外患，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病症和近代以来人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做出的错误诊断及开出的错误的药方都负有责任。钱穆反对照搬西方的经验和主义来救治中国的病症，因为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化、制度及精神根本不同。首先，中国“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欧洲史每常于斗争中著精神”。具体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文官政府并通过考试日益向平民开放，与欧洲中世纪封建贵族制度旨趣全异；中国的学术思想重世俗理性，西方的学术思想长期被宗教禁锢；中国的社会日趋平民化，而欧洲中世纪是一个严格的等级封建社会。这些基本的差别决定了中西社会不同的历史演化路径、不同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国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制度和文化。而中国当时的一大问题，恰恰在于许多知识分子犯了这样的错误。“晚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躁，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

   　　钱穆强调，要培育民族内部自身的新生命力，就必须对民族自身的历史特点有清醒自觉的认识。他在《国史大纲》中汲汲致力的就是探讨中国历史的特点。《国史大纲》在断代上基本沿袭传统的王朝体系，在内容上也以政治历史和精英的思想文化为主，不过他对历史上的重大经济社会变迁也有相当充分的讨论，特别是辟出了三章对唐宋之际下迄明代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盛衰转移做了非常精彩的阐述。尽管本书写于80年前，但他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传统政治文化的许多真知灼见，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比如他认为，中唐以来，中国社会是一平铺散漫的平民社会，由此造成三个病症：一是王室高高在上，政府与社会之间缺乏制衡，导致政府之骄纵与专擅；二是社会无豪强巨富，日趋平等，造成贫无赈，弱无保，民间不能自振奋，需事事仰赖政府；三是政府与民间赖科举以沟通，但科举以仕宦为鹄的，应科举者往往忘其义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贵，从而造成官场的腐败、政府与民间的阻隔和臃塞。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对中国历代的典章制度和思想学术了然于胸，对其中的沿革损益、渊源流变在娓娓道来时又能画龙点睛地指出其中的因果得失。比如，他告诉我们，谏官在隋唐时代为宰相僚属，其职责是纠绳天子。但到了宋代谏院脱离宰相独立，其权势地位，几与宰相等，而其言谏的对象，也转为宰相而非天子。谏官以言为职，宰相之所作所为，必招致谏官之指摘与攻击，于是谏垣与政府互为敌垒，势如水火，其结果是是非贸乱，政事日弊。再比如，他从南北人才的消长变化来讨论王安石变法中的新旧党争，指出在变法中，新党以南人为主，而旧党以北人为率，为我们理解这场变法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读《国史大纲》，这样精彩的讨论俯拾皆是，不管你是否同意作者的观点，你无法回避他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挑战你的智力和学识，也激励你去思考，去探索，你的最大收获很可能就是来自这些思考和探索。

   　　《国史大纲》的写作体例类似于传统史书中的纲目体，钱穆在每个题目上提纲挈领地做了论述后，都会征引相应的原始史料来支持和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观点。读此书，需要有一定的文言根底，但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文言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直接阅读原典，直接对话古人。对于文史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培养这种与研究对象零距离接触和对话的能力是再重要不过了。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