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6日下午15:00，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张志云受邀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1206室进行了题为“从英国认识中国：正式帝国与非正式帝国交编的汉学知识”的专题讲座。本场为“大夏中国史论坛”前沿讲座第25场，由历史学系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李文杰主持，二十余名师生出席。

讲座伊始，张志云教授首先回顾了自己本科阶段在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的学习时光。他指出，台湾重视顾炎武以来的朴学传统，讲求声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等等。近年来，港台地区有“后殖民史学”的特色，过于关注殖民地自身，而忽略帝国本体的复杂性。自硕士阶段起，张志云尤为关注政党问题，尤其是英国式的政党，并由此踏入对中国海关的研究。他依托海关史料，并深入考辨其生成路径、承载目的与影响等问题，试图构建出一套中国近代史框架。从这一理路出发，由英帝国（British Empire）、英国协（British Commonwealth）、帝国主义（Imperialism）和殖民主义（Colonialism）等概念建构的英帝国史，对我们理解晚清以降近代中国的走向以及学术脉络有着重要意义。

何谓“半殖民”？对此，列宁与孙中山曾提出了两种有所区别的看法。前者将其视为一种正在转型的形态，即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削弱某国而欲使之成为殖民地的过程；后者则将其视为一种完成形态“次殖民地”，即帝国主义国家维持某国表面的独立自主，从而获得殖民性的特权，而不需要负担殖民母国的义务。张志云认为，晚清这种中国社会形态的建立与维持，高度依赖于“非正式帝国”的运营。

“非正式帝国”理论，最早由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在《牛津英帝国史》第三、四册“Britain and China, 1842-1914”“China”中提出。他认为，非正式帝国是“是一种历史时段，某种程度的稳定和恒定现象，避免外国的公然统治、经济利益是被‘不平等’的法律和机构协议所授予，并加以持续的政治干涉和军事胁迫，主权国家都无法接受。是强权对弱国进行经济不对称、文化依赖或压倒性的影响力时的现象”。简言之，即指具其权力之实而无其形的综合形态。譬如，英国外交部所属使领、英国殖民部派往香港的官员是正式帝国的分支。而英属东印度公司是依附在莫卧儿帝国和英帝国之间的非正式帝国，晚清的外籍总税务司署亦有此性质。这些正式帝国与非正式帝国的延伸，与不同身份的在华英国人（往往还涉及政党倾向）、在不同的势力范围中相交织，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文本。据此，张志云指出，中文学界既有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有简化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奥斯特哈默的视野与之前的英帝国史学家相当不同。作为德国人，奥斯特哈默并没有对英帝国扩张的自省情结，也并不着重它的衰弱和转型。受导师伊恩·尼什（Ian Nish）的影响，他很自然地把英国和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行为进行对比。他更关注英国元素的在地分析，其机构设置的背景和对在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当然，张志云也强调，“非正式帝国”理论并非学界共识。在他看来，“非正式帝国”之于中国可能有其适用性，因为这已形成一种“惯例”的力量。然而，如奥斯特哈默本人在思考19世纪英帝国的中国政策时，也更倾向使用贸易关系。换言之，英帝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仅仅是维持与中国这个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政策。以海关为例，海关为中国政府机构，是中国政府寻找“外国客卿”的协助，因此太不“正式”。毕可思（Robert Bickers）也认为该理论并不适用，因为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特权是由国际条约定义，故而太过“正式”。倒不如说，后来侵入东北经营满洲的日本才更像是成功地在中国建立起非正式帝国的国家。

在梳理完相关理论后，张志云教授将议题推进至晚清海关史料问题。海关成立初期，各关独立统计，体例不一。赫德执掌总税务司后，意欲加强对各关贸易报表的统管与编制。1873年，在他的强力推动下，海关造册处成立，并成为总税务司署的中央机构，发行了《贸易年表》、《贸易年报》、《十年报告》等大量中国海关出版品，并逐渐产生了贸易报告的中文化。其中，赫德的态度占主导地位。他以一种近乎偏执的细致与严谨态度，要求造册处每日收发文件与资料清单的全数网罗，并对贸易报告的内容有严格要求与限制，从而产出了大批内容极为丰富、极具史料价值的出版品。在张志云看来，编制这些贸易报告的根本目的，便是“招商引资”，帮助世界了解中国与其市场。

引人注目的是，若追溯海关出版品的源流，哈佛大学可谓渊源至深。杜德维、马士、费正清、林满红、方德万……，由此交织出的汉学研究，正是哈佛学派的起缘，以及西方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滥觞。中文学界曾长期批评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认为该理论表明了费氏的西方中心视野以及对中国实情的隔膜。张志云指出，所谓“冲击—反应”一语实出自费正清所编的史料集题名，其学脉则继承自蒋廷黻对《筹办夷务始末》的研究。而在费正清之后，有两个学派受其影响至巨——其一为台湾“中研院”（郭廷以等），其二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海关派”（坂野正高等）。可以说，这批海关出版品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呈现面貌。

除海关之外，另一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非正式帝国”，便是公共租界与工部局。以上海为例，上海公共租界本质上是城市里面划定的外国人居住区。尽管列强的武力在背后成为领事和外籍人士捍卫租界运转的后盾，但列强不直接参与公共租界行政管理。而工部局是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自行协商的产物，它不是伦敦政府的直接下属机构，主要代表一群外籍商人在上海的利益，进行市政建设、治安管理、征收赋税等行政管理活动。其后开辟的租界都仿照上海租界的制度。工部局在实质上担任了租界市政府的角色。现存的工部局档案可分为四类：一、所辖各部门会议记录；二、工部局年报、公报和日报；三、收发文系统；四、处理日常事宜的往来材料与信函。张志云认为，目前除会议记录已公开出版外，其它三类史料尚待挖掘。通过这批材料，可以把握工部局内部各机构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不同时期各部门领导人的个性以及决策考虑过程，对于近代上海史研究当大有裨益。

讲座最后，李文杰教授总结道，过往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学者专长于对军机处档、总理衙门与外务部档中的奏折史料的运用，并根据帝国主义侵华和革命大事塑造了一套有特点的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模式。而张志云教授通过对英帝国史及汉学研究的梳理、对史料的重新审视与考辨，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补充理解的路径，想必对既有的研究将有所补益。

在交流环节，现场师生就郭廷以接触总理衙门外务部档案的契机、海关出版品在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的流通情况，以及这套非正式帝国网络对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影响等问题与张志云教授展开了热烈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