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至28日，第一届吕思勉中国史博士生高端史学论坛于线上成功举办。此次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和历史学系主办，来自全国20多所高校48名博士研究生受邀参与本论坛。

论坛于8月27日上午9:30正式开幕，历史学系副主任瞿骏教授作开幕式致辞，历史学系黄纯艳教授作题为《宋代赋役衍变的制度逻辑》的专题讲座。黄纯艳教授通过对宋代赋役制度的梳理，认为王朝体制下不受约束的财政集权使赋役征敛总是赶不上增长的财政需求，导致难以摆脱的地方困窘和百姓赋税高压，从赋役衍变的制度逻辑窥探王朝时期政治理念、政治逻辑和政治实践间的互动和张力。讲座结束后，各位同学纷纷提出问题，黄纯艳老师和瞿骏老师共同为同学作以解答。

      8月27日下午，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三个分论坛在线上同步进行。

      在中国古代史分论坛第1组中，来自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四位同学作论文报告，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黄爱梅副教授作总结评议。这组论文以先秦汉魏时期为主。首先，复旦大学张鹏卜报告论文《“周定王五年河徙”再议》。他考证了周定王五年河徙这一文献首次记载黄河改道的真实情况，认为前人三类说法中宿胥口一说更可信。武汉大学王鑫报告论文《楚国“郊县”考——兼谈战国时期楚国疆土规划的一种方式》，该文认为楚国通过不同名字区分疆土层级，目的是巩固对核心地区的控制。中国人民大学邱文杰同学报告《地节“初置”与神爵“复建”：西汉西域都护建号新考》，他认为由于地节三年“初置”以来长达八年的曲折发展，神爵二年“复建”的西域都护才得以在短期内实现开府治事、安辑西域。华东师范大学田丰同学报告论文《制造〈周官〉：〈陈政本疏〉与曹魏政治的演进》。他认为《陈政本疏》核心要义是维持君臣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但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导致君臣悬隔，为日后曹魏的崩解埋下了隐患。黄爱梅老师点评指出，这四篇论文都有较强的考证性质，引证繁浩，体现出各位同学的较为深厚的学养与史学功力。黄老师强调，很多同学的论文可能是博士论文的一个部分，单独抽出时应注意介绍历史背景，提供清晰的论证思路。黄老师还建议各位同学在行文时注意论证逻辑，留心发现前人没有察觉的问题，构建令人信服的论证逻辑和论据。

      在中国古代史分论坛第2组中，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四名同学作论文报告，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磊教授作评议。华东师范大学的张真报告了论文《华山与田谷：南北融合中的楼观教团》，他认为楼观教团的发展历程是在学习南方经教的同时挖掘北方道教传统，在实现道法进步的同时因地制宜的应对关中政治环境。南北道法融合不仅推动了楼观的繁盛，亦推动道教成为李唐国教。复旦大学的张雨怡报告了论文《禅让与萧梁建国史的重构》，此文从国史书写与禅让的角度重审太祖萧顺之于梁王朝建国史的意义，考察萧顺之是如何进入创业史的书写，又是如何退出《梁书》的“本纪”，及与萧衍本人的身份定位之间的关系。中山大学的吴凌杰报告了论文《走向五礼：论汉唐之际正史〈礼仪志〉的变迁及意义》。他认为，关注《礼仪志》，不仅可以窥测当时正史的书写体例，而且可以发掘其蕴含的礼制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沈传衡报告了论文《〈唐李寂墓志〉所见北朝至唐初夏州李氏家族的发展》。沈传衡将《唐李寂墓志》与李寂之兄的《李誉墓志》以及祖父的《李和墓志》相互对读，并以此分析北朝至唐初夏州李氏家族的政治选择，认为李氏家族是该时代北方酋豪家族融入王朝国家的一个缩影。李磊老师充分肯定了四位同学的研究思路，并指出各位同学的优长：张真在社会史、政治史背景下讨论宗教的发展和演变；张雨怡将礼制传统引入到了政治史当中，阐明礼制和政治是一个互相发明的过程；吴凌杰在讨论礼学与历史编纂之间的关系时，不再聚焦于礼学如何指导史学编纂，而是将历史编纂置于理学思想之上。沈传衡的研究不是以孤立的某个墓志为研究对象，而是将家族墓志作为一组墓志进行讨论，其跨越的时间长时段的，展现了历史的长期性。

      在中国近现代史分论坛第1组中，来自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四位同学作论文报告。本组评议教师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文杰教授。本组报告均涉及晚清时期。南京大学郭林林同学的报告从图像学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以十九世纪广州行商伍家为个案，通过对比其肖像画与相关画像，展现相关形象塑造及图像制作传播策略。山东大学的张凌霄同学从外交史料《筹办义务始末》出发，强调非汉文档案的重要意义，进而讨论清、俄交涉及清俄关系史中的日常交涉部分。中央民族大学的贾健鹏同学以清季温州一地方学务案为个例，讨论了地方学务中士绅冲突的相关问题。中山大学的王乃丰同学以昌图从“设厅”到“升府”为例，讨论了晚清东北边陲社会管理问题。教师评议中，李老师首先分析了晚清史学碎片化的问题。他指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目光均延往民国时期，19世纪时期历史相对有变“冷”趋势，其中原因与该时段现有史学叙述框架大致固定有关。近来基于新发现史料的研究，不少是对该段历史细节的补充，易产生该时期史学碎片化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在现有史学叙述框架内重温之前关注较多的“旧问题”。我们还应思考如何挖掘一些比较重大但实际上并未解决的问题，如何充分解读旧史料及过往可能遗漏的历史细节。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新史料的发掘和补充，从而试图引发学界乃至全社会对晚清一些重大问题的重新关注和探讨，进而给人以启发。李老师认为，本组四位同学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和史料，选题扎实，以小见大且史料丰富。但在研究方向选择上，四篇论文各有可改进之处，文章的逻辑论证仍需调整，细节仍需推敲。在自由讨论环节，报告人对评议进行了回应，并对其他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国近现代史分论坛第2组中，来自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的四位同学作论文汇报，点评教师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沈洁研究员。南开大学潘岩同学汇报的论文题目为《西来新说：轰炸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初步实践（1899-1938）》，他认为“轰炸理论”的形成时间与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进程相一致，他阐述了该理论从清末民初的雏形至一战后的成型传播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走向实践的具体过程，他指出通过考察该理论在我国的传播与实践有助于厘清近代中国军事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山东大学张道奎同学汇报的题目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在民国时期的传播与演变（1919-1938）》，他从意识形态的概念入手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传入我国初期具有中译词多样性与概念来源地多元性的特点，不仅如此，意识形态概念由日本传入我国时因受到日本左翼文学界的影响导致民国学者在意识概念理解上的偏差，因此张同学认为通过梳理意识形态概念的传播与演变过程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北京师范大学的徐添同学以无政府主义书刊小册子为例分析了五四时期违禁书籍的流通与阅读，他从无政府主义书刊小册子的出版情况、流通过程以及阅读方式和读者反应几方面分析其在五四时期盛行的原因，徐添指出书刊中的社会革命想象与革命者形象为青年们确定了人生目标与未来方向，而五四时期的部分违禁书籍对于塑造学生群体的理想人格和革命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复旦大学的王昭同学以汤蒂因与袁雪芬在1944到1952年的交谊为例分析了都市职业女性的情谊与社会网络的构建，她认为虽然两人的家庭环境与社会职业相差甚远，但独立奋进的主体诉求却让她们成为好友，而新兴的经济文化空间例如剧场、电台等更为志趣相投的职业女性构建社会网络提供了便利，这种社会网络脱离了惯有的女性赖以生存的家族与姻亲限制，指向了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情感关系。沈洁老师在点评时着重对每篇文章的行文结构与逻辑编排进行了分析，她指出论文的写作要注意内容的取舍与详略布局，以免出现主题不集中以及结构分散的情况，针对本组的文章主要从思想史、概念史、情感史入手，沈老师认为这些类型的文章尤其要注意结合实际情况、案例，论述要深入，切勿空谈。老师强调概念史的文章不单单要剖析概念，更要考察语言和语词在社会中的行进轨迹，从中窥探历史与社会，情感史的文章书写也不单单是描写个人情感体验，而是通过个体情感体验去书写社会、时代。关于文章的行文逻辑，沈老师指出要把握整体感和细节感，文章起笔要讲文章回应的问题，并且要将此作为全文的线索层层推进，而文章的每一章节甚至每段、每句之间也都应思考前后的逻辑衔接。

      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论坛中，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大学等学校的八名同学作论文报告。分论坛分两组进行，点评教师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传副教授与赵四方博士。第一组论文主要围绕中国古代史著的人物书写及史书编纂展开。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亮军介绍了《后汉书·独行列传》与范晔对“侠”的改塑。华东师范大学的贾林晓探究了《续资治通鉴长编》进呈时间与编修活动。北京师范大学的樊柏宏重审了康熙帝的历史思想。武汉大学的王新杰从历史语境与书写主体的调适入手，探析清代遗民录的历史流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赵四方博士对四篇论文进行点评。赵四方老师充分肯定了该组论文的问题意识与创新性。他指出，论文写作应注意合理安排结构，小标题不应过多，引文不宜过长，择取史料时应注意版本选择。在讨论明清以降帝王帝王史学时，应时刻留意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力、经学与史学的互动。清代书写遗民的文献为数众多，研究者可将之归为一类文献，并从历史书写角度思考遗民的历史意涵。在自由讨论环节，报告人对评议进行了回应，并对如何合理安排论文结构，官修史书与私修史书的外延与内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第二组论文主要讨论民国以来的史学发展历程。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松探讨了“风气”的语义的演变及其衍生的历史想象。北京师范大学的蹇伶浇阐释了民国史家宋慈抱《续史通》中的史学意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闫艳从陈垣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批注入手，揭示了陈梁二人之间“隐秘”的对话。复旦大学王玉婷则探讨了陈守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传副教授对如上论文进行点评。王传老师认为本组论文均具备很强的创新性，拓展了史学史研究的研究范围。但王传老师指出，论文写作应注意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做出合理取舍，在研究“边缘史家”时注意探究其被学界忽视的原因，并将之放在学术的大脉络下对其进行评价。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时，应注意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唯物史观的“部分”接受。在自由讨论环节，报告人对评议进行了回应，并围绕着将概念变迁与时代环境相联系，如何发掘边缘史家的学术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8月28日，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分论坛继续进行。在中国古代史分论坛第3组中，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的四位同学进行论文汇报，点评老师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章义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卜天舒从政策路线和文武分野视角入手，分析废太子杨勇与晋王杨广对关陇集团的亲疏远近，认为亲近武将是晋王杨广成功夺嫡的关键原因。南开大学的史正玉将视野聚焦到中晚唐河东霍水流域内，以此揭晓唐代解决水资源的保护、开发与水土资源问题所秉持的因地制宜原则，还为读者勾勒出区域社会的信仰面貌和权力结构特征。复旦大学的谢守华创造性地将集贤院的直接前身追溯到开元十年改组后的丽正院。他提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丽正院乔迁新址后从临时机构转变成正式机构；第二，丽正院易主后由宰相张说接手，行政地位得到提高；第三，丽正院扩张了自身的职官组织体系，其核心职能从编校图书转向制礼作乐。清华大学的屈武亮从霅川之变着手，结合南宋理宗朝两股政治势力间的天理人心论战，展示了宝绍之际史氏专权网络的崩坏过程。章义和教授对论文逐一进行点评，他建议卜天舒在进行政治集团划分时充分考虑政治集团内部的个体性问题。史正玉对霍水流域历史地挖掘值得肯定，农村分水问题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探究。章教授建议谢守华不要仅将焦点放在与前人学者辩驳和丽正院的办公地点变化上，更应留意丽正院的办公功能。章教授认为屈武亮的论文立意高远，具有很大的关怀，但应注意论文布局的合理性。

     在中国古代史分论坛第4组中，来自河南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的四位同学做论文汇报，点评老师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杨光博士。河南大学岳凯峰汇报论文《宋代御厨制度研究》，他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宋代御厨制度，认为宋代御厨的制度化是宫廷饮食管理的重大进步。香港理工大学王文豪报告论文《从“持国论”到“体国事”：真德秀晚年思想发微》，该文认为真德秀晚年试图弥合议政双方的分歧的努力，也从侧面反映出晚宋政治议论愈发趋于极端，渐渐失去了妥协调和的空间。首都师范大学双静如报告论文《明代屯粮科则与山西的屯粮生产》，该文通过量化分析，探明了明代山西卫所的屯田生产经历了由盛到衰再到稳定最后又转入衰败的历程。南京大学何彬彬报告论文《明代桐城举人试经流变考述》，厘清了明代桐城学术发展脉络，认为“科举专经”对于地方科举发展的重要意义。杨光老师作总结评议时认为四篇论文各有亮点，体现出各位同学较高的学术水平。对于岳凯峰的论文，杨光老师认为结论部分还需斟酌，结合史实进一步修改。对于王文豪的论文，杨老师指出可以和同时代的其他士大夫作对比，增加说服力。对于双静如的论文，杨老师认为用量化方法做屯粮研究是可贵的尝试，但要尤其注意甄别古今制度的差异，重视数据的同时不能忽视制度的设置和运转等。对于何彬彬的论文，杨老师指出，何彬彬的论文相比前人更进一步，未来可以进一步提炼问题意识，更多与前人对话，跳出桐城的地域限制，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桐城个案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史分论坛第5组中，来自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的四位同学作论文报告，点评老师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黄阿明副教授。中山大学胡剑波同学的报告力图还原“叶淇变法”说兴起的过程和原因，并认为“叶淇变法”说的兴起与嘉靖初期明王朝的内部朝堂政治局势和外部地缘政治局势有关。华中师范大学的付永杰同学考释了清前期多元的“边缺”俸满升途，认为升迁多元化途径是相互妥协的结果。中国政法大学陈仁鹏同学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清代田赋征收制度，并讨论了制度背后的政治逻辑和文化、意识形态因素。武汉大学的张帅奇同学采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讨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水神信仰问题，并讨论了传统礼仪与社会经济的相关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黄阿明副教授对以上四位同学进行了精彩的评议。黄老师首先高度肯定了四位同学的报告及论文，认为论文均具有较高理论水平，接着就四位同学的报告及论文提出了建议，如进一步扩展阅读史料文献，进一步考虑制度背景和地方区划问题。黄老师就一些论文指出深入方向，如深入发掘分权性的财政模式，讨论信仰变迁的动态过程等。在自由讨论环节，报告人对评议进行了回应，并对其他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中国近现代分论坛史第3组中，来自安徽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四位同学作论文汇报，点评老师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健副教授。安徽大学杨丽倩报告论文《积薪候燎：花园口决堤与国民政府之命运》，该文认为花园口决堤是国民政府毁灭的导火索，尽管国民政府积极组织堵口复堤工程，但其影响力与控制力仍然江河日下。清华大学靳帅报告论文《东南大学易长风潮的“外部史”：1925年奉系入苏与江苏政局》，该文论述了奉系入苏后江苏政局的变动，侧重军民分治和苏人治苏的冲击。靳帅认为东南大学易长风潮是1925年江苏政局大变动的一环，是反直三角联盟“打破江苏旧局面”的方针下的使然。华中师范大学仝宏博报告论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市商会的扩大改组及其影响》，该文从重庆市商会1942年的扩大改组入手，论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经济战重要环节的重庆市商会融入到这一大的历史进程的方式。华中师范大学林剑雄同学报告论文《论〈1946年下半年上海市财政预算案〉的编制与出台》，该文通过梳理《1946年下半年上海市财政预算案》编制出台始末，考察战后上海预算民主的实现程度，认为战后上海市仍未实现真正的预算民主。周健老师点评时强调论文写作要将研究背景交代清楚，引用史料要确保论文应具有可读性，了解史料的基本情况、利用情况以及利用价值。此外，周老师指出制作表格要精练，确保表格与文字匹配，表格中的数字呈现应注重可读性。

      在中国近现代史分论坛第4组中，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的四位同学作论文汇报，点评老师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阮清华教授。复旦大学的石希峤报告了论文《中华民国自由党考论（1912-1913）》，该文涉及自由党与同盟会的关系、数次党内斗争和组织改革、支部与分部的扩张和发展等。上海大学的刘越报告了论文《会师于华中：皖南事变前华中根据地的开辟与巩固（1937-1941）》，该文指出随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开辟与“华中根据地”所指区域的变化，新四军在八路军的援助下于1940年成功开辟以苏北为核心的华中根据地。南开大学的张智超报告了论文《战争、革命与“牲灵”：抗日战争时期晋陕革命根据地农村役畜短缺与应对探赜》，该文探讨了晋陕革命根据地役畜的占有与使用的实态，分析了边区政府面对乡村役畜短缺的困局所采取的措施。南京大学的董昊报告了论文《1949 年干部南下后山东解放区的组织困境及其应对》。该文考察了山东解放区对南下战略的执行情况、干部南下对山东解放区的组织影响、山东解放区的应对措施以及内含其中的组织运作机制等问题。阮清华老师在点评时指出，石希峤的论文对话意识非常明确，但应对自由党与同盟会的关系转变过程及原因进行补充。张智超的选题比较传统，但运用了很多地方的史料，在使用专有名词的时候也要注意更加谨慎、反复斟酌，各种数据也可以进一步分析。刘越的论文梳理了华中区域在不同时期、不同力量的开辟情况，故事线很清楚，作者可以将当时两军所面临的整体局势、任务再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董昊的论文独辟蹊径，关注了干部南下之后老根据地的困境和后续工作，建议尝试寻找某一个地方作为详细案例来介绍南下干部的情况。

     在中国近现代史分论坛第5组中，来自湖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四位同学作论文汇报，点评老师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张晓川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傅伟男报告论文《战后重建与政治认同：中国“抗战纪念城”的筹建始末（1946—1949）》，该文探讨衡阳作为抗战纪念城的原因、审议与筹建历程，并分析善后救济、城市重建与政党政治的关系，揭示国民政府统治的某些弊病对政局走向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毛必祥报告论文《全球史视野下的西学东渐——以冷水浴养生说为中心》，他考察源于西方的冷水浴养生说经日本传入中国对国人的影响，认为国人全盘接收日本对于冷水浴的正面看法导致了诸多弊端。北京大学罗立健报告论文《在车间建立生产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重庆一〇一厂整顿劳动纪律的实践》，该文重点发现了劳动纪律问题中关于“原始记录制度”、“查定工作”、“岗位责任制”等重要内容南京大学菅先锋报告论文《中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交涉再探》。他指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善后工作是一个相当复杂和棘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英交涉的重要课题，同时该事件更是一起重要的国际事件，国际各方对此事件拥有不同的立场。张晓川老师分别对四篇文章进行了点评。张老师指出，史学研究要具有总体观和横向比较的视野，史料梳理不能局限于研究对象，同时历史写作要具有连贯性，不能够忽视过程重视结论。此外，学术史梳理要全面，史料解读应当更加细致。

      经历了为期两天的热烈讨论，本次论坛闭幕式于8月28日下午进行。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田丰，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靳帅，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亮军作为其所在论坛的代表进行了总结报告，他们充分肯定了各组论文的学术创新性，认为本次论坛为各校博士研究生搭建了切磋学问，交流共进的平台，老师们的点评建议也都直切要害，非常具有建设性。闭幕式的最后，会务组代表孙帜同学也总结了其体会，他指出正如众多参会同学所言，本次论坛极为务实，无论是同学之间的相互点评还是老师的建议都直指问题，对文章的修改大有裨益，在评议人与被评议人的相互交流中，许多同学建立起了友谊，交流其学术成果，这也正是本次论坛举办的重要意义所在，他也代表会务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其他学术活动，也希望各位同学有机会在美丽的师大校园里线下相聚，至此，第一届吕思勉中国史博士生高端史学论坛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