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24日第1154期  作者：李玉、查建国

　　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21世纪以来，中非关系进入新的蓬勃发展时期。中非关系不仅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典范。2月19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表示，加强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能够丰富和完善中非关系史资料库的建设，推动中非关系史及非洲史研究走向深化，进而服务当今的中非关系发展。

　　中非关系进入转型升级期

　　当前，前景喜人的中非关系日益受到世界瞩目，中非关系也进入转型升级时期。中央外办原副主任杜起文表示，当今中非经贸关系的合作主体、合作方式、合作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仅表现在中非经贸合作由政府主导变为企业主导，由中国对非援助变为双方企业之间着眼于长期发展的投资与合作，还体现在非洲国家从被援助变为希望建设经贸开发区和园区，吸引中国企业入驻。中国在非洲建设的一大批基础设施的投入使用，为非洲下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将推动非洲步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张宏明表示，“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虽是历史研究，甚至可谓是基础研究之基础研究，但对指导现实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搞清楚中非关系的历史沿革和来龙去脉，方能解析中非关系的现实问题，进而研判中非关系的发展趋势。中非关系历史研究离不开历史断代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需要确立统一的标准，这有助于理顺中非关系史研究的内在逻辑和学术脉络。无论在“大时期”还是“小阶段”分期的时间节点选择上，都应当以中国与非洲交往的重大事件为依据。

　　尽管研究中非关系的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也出版了一些论著，但在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沐涛看来，高水平的中非关系研究成果还不多，有些研究存在低水平重复现象，一些媒体也仅限于浮光掠影式的报道。因此，有必要系统地整理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资料，这将极大地推动中非关系研究的深化，并使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加强域外及口述史料整理

　　作为非洲史、中外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分支学科，中非关系史研究涵盖中国与非洲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及军事等领域交往的诸多内容，涉及时间长、范围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张春表示，中非关系学科建构是中国非洲学的支柱之一。中非关系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于学科建构和理论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中非关系历史文献散落在正史、档案、游记、地方志、回忆录等文献之中，需要加以全面整理，并且结合考古发掘成果，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学界对中非关系历史文献的整理，主要局限于保存在中国文献中的古代和近代资料。沐涛表示，对于保存在古代希腊、罗马、阿拉伯等地的文献，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后现代中非关系的文献以及当事人的口述资料等，整理工作亟待突破。

　　“中非关系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是中国非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可视为学术的公共产品。”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表示，中非关系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不仅要全面系统，还要有内在的条理逻辑和科学性及可信度，要对文献资料进行详尽的考订编目，以便于后人使用和检索。中非关系是中国对外交往史上最值得书写的维度之一，已经成为引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窗口和标杆。中非关系史需要体现出中国人对中非关系的观点与看法，特别是在官方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口述史料，需要研究者抢救整理出来，作为历史遗产留给后代。

　　形成完整的中非关系史资料链

　　相对于目前蓬勃发展的中非关系，中非关系史研究略显滞后，近年来几乎全部集中在当代中非关系的现状研究。

　　沐涛表示，中非交往史留下了非常丰富而宝贵的文献资料，而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文献内容已令后人难以理解，这就需借助历史地理学和语言学进行整理和爬梳，对古代中非关系史文献典籍涉及的一些地名、人种或民族名、国名等，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等多种手段，对文化典籍做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

　　“当代中非关系历史文献资料非常丰富，但需要抓住重点进行整理和研究。”沐涛告诉记者，中非关系口述史的整理研究空间非常广阔，比如1956年中埃建交、1998年中国与南非建交等重大建交活动，周恩来访非与恩克鲁玛访华等重要互访，坦赞铁路协议的签订与修建、非盟总部修建等重大援非工程，1956年起中国派往非洲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工程等领域的专家，20世纪60―70年代中非军事合作等，在当代中非关系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学界要对这些中非关系重大事件的见证人进行采访，收集口述史料，再与相关文献资料印证，对某些专题问题形成完整的资料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