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8日下午14:0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所长、研究员汪朝光先生应邀做客我系“大夏抗战史系列高端讲座”，在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抗战中国的战略筹划与运用——以国民政府的因应为中心的讨论》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唐小兵教授主持，校内外师生数十人参与了这次活动。

  汪朝光研究员与唐小兵教授从电影《八佰》切入抗战中国的战略筹划与运用。汪朝光认为，“抗战中国”是一个总的概念，实际上，从中国抵抗的角度，又可分为“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正面战场”与“以中共为中心的敌后战场”两个方面。这次报告主要探讨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抗战战略筹划与运用。

汪朝光研究员分三个时段进行了阐述。1931-1937年为第一阶段，认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因应可概括为“守住底线”。具体表现为：国民政府不承认日本侵略东北的合法性，也不承认日本在东北扶植的伪满政权的合法性；守住华北的国家主权，进行局部军事抵抗；同时注重外交周旋，争取国际支持；和日本也保持着一定的交涉渠道，以和备战；在国内逐步开始抵抗日本侵略的各项准备，为抗战争取时间。采取如上战略的原因，主要出于当时种种无奈的现状：军事方面的直接准备不足；以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基础也无力进行现代作战；地方派系林立与国共关系紧张等国内纷争也对备战造成了影响。国民政府能“守住底线”，为全国抗战争取了准备的时间；但妥协较多、整合不够，造成民众感受偏负面，不利于全国性动员。这一时期国民党的失误，还不仅在于政策是否妥协，也在于未能在各个层面主动引导社会舆论，将民间诉求引向抗日。

1937-1941年为第二阶段，该时期国民政府的因应为“苦撑待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民政府审时度势决定抗战，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在战争过程中，国民政府坚持了抗战立场，调整了内外政策，争取友邦，以空间换时间。但是面对强敌入侵，正面战场连连失利，外乏有力支援，只能独立支撑，故称“苦撑待变”。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国际妥协绥靖、主要大国对华支持不够；同时国内战场失利，又有汪精卫投敌等逆流；国民政府固然提出了诸如“抗战建国”的内政改革口号，但主动作为远远不够。这一时期的发动抗战、坚持抗战固然难能可贵，为胜利奠定基础，但没有为因应长期战争进行全面改革，因此也未能凝聚更多的民心力量。

      1941-1945年为第三阶段，概括为“国际合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成立，国民政府抓住机遇，与同盟国协调合作，尤其着重外交开拓，形成对己有利的态势；同时支持周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扩大对外影响力。最终，中国跻身“四强”，收回了若干重要国家权益，如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收回了东北和台湾等。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顺应国际大势，创造有利时势，审时度势地进取，最终取得近代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然而同时在内外均有所懈怠、渐趋保守、谋划消极，因而在国际上未能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在国内也未能实现战时改革目标和稳定发展。

汪朝光研究员总结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略筹划与运用，基本点在于：情势不利时坚守底线、耐心周旋，情势有利时抓住时机、有所作为；同时以自己的努力，创造有利时势，争取盟友。这样的战略筹划与运用基本是成功的，实现了以弱胜强的战争目的，也避免了日本犯下的不谙时势、急躁冒进、一味蛮干、自我树敌的战略之误。此外，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几个可以深入讨论的议题，如：与英美相比，日本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缺乏深刻认识、与之发生正面冲突；国际关系层面，日本由“协调外交”转向“自主外交”，以至于逐步陷于国际孤立；面对中国复杂的内部关系，日本也往往采取直接支持某一派别的浅薄做法，陷入中国内部矛盾的同时又与其他大国形成矛盾。

在问答环节，汪朝光研究员与参与讲座的师生进行了交流互动，细致回答了听众提出的诸多问题。唐小兵教授认为，汪朝光研究员的讲座条分缕析、抽丝剥茧，聚焦于重要问题、提出了深刻反思。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本学期抗战史系列高端讲座共有三讲，王建朗研究员与汪朝光研究员的讲座已经顺利落幕，后续还将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金以林研究员莅临华师大闵行校区历史学系，进行相关学术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