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6日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帆教授以线上形式做客“大夏中国史名家讲坛”，并做题为《历史学家的情怀——从钱穆与顾颉刚的学术论争谈起》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瞿骏教授主持，共有近二百位校内外师生参与此次活动。

李帆教授首先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贡献讲起。1919年后，钱穆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经多年钻研，“深病其抵牾”，特撰长文《刘向歆父子年谱》，就此奠定其学术地位。关于《年谱》，钱穆基本依据《汉书·儒林传》及相关史料，梳理出从刘向出生至刘歆、王莽死亡为止的经学史实，并逐年排列，将各家各派师承之家法和经师论学的焦点、诸经博士间的意见分歧意义凸显，证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认定刘歆伪造古文经，不通之处有二十八端。他认为，无论从时间、伪造手法和旁证、伪造目的或是经书渊源和内容上，都不能得出刘歆遍伪诸经的结论，康有为力主刘歆造伪之说，纯是为其托古改制的目的而杜撰的。

1929年夏，顾颉刚自广州赴燕京大学任教，拟主要讲授康有为今文经学，中途与钱穆会于苏州，览读《年谱》，虽其内容“不啻特与颉刚争议”，但顾颉刚并不介意，将其文章发表于1930年6月的《燕京学报》第七期，后编入《古史辨》第五册，还将钱穆先后推荐到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从此开启了钱穆人生和学术的重大转折。而《刘向歆父子年谱》以详实证据一举摧破康有为之说，在学界引起震撼，对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作出划时代的贡献，更触及了当时学术界关注的大问题——经今古文之争。

从经史关系变化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传统学问中经史之学占据主导，而经学更处核心，清末以来史学地位大大提升，史学革命或新史学运动火热展开，社会反响巨大。进入民国后，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视作旧文化、旧学术代表的经学地位一落千丈。到钱穆登上学术舞台之时，正统意义上的经学已分崩离析，其内容分解到现代人文社会各学科中。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是典型的以史学治经学的作品，“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在深层次上解决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化解了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其二对“六经皆史”之成说有所突破，为中国现代史学开辟了道路。

随后，李帆教授就顾颉刚与钱穆的争论作详细展开。顾颉刚受今文经学“疑古惑经”的启发，在《古史辨》中怀疑经书，进而辨析古史。其思想主要取法今文，尤其是康有为的观念，所以并不认同《年谱》，其撰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承袭康说，认定《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传》都是刘歆伪造或改造的。钱氏应顾之请为前文写评论，指出：顾的论断可用历史演进和传说流变加以说明，这本是顾氏所长，而不必归于刘歆作伪。顾氏再陈，只要清今文家的历史考证大体不误，就可以作为说明问题的历史资料。由二人之争论可见，其争论的核心虽仍是经今古文问题，但其实是现代意义上的史学之争，双方所信服者都是各自所认可的历史考证结果。进一步考察二者史学理念的差异，可以看出钱穆是在总体上非“疑古”的宏观视野下，于具体微观领域“疑”而“考”之；而顾颉刚则在“疑古”的大思路下，对前人的某些具体论断信而采之，皆有“疑”但方向不同。二者围绕经学问题展开史学层面上的学术讨论，不仅为此类问题的研讨树立了典范，且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中国史学摆脱政治化倾向，在学术道路上健康前行奠定了基础。

讲座最后，李帆教授就学术情怀与学术精神作五点提示：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者秉此公器以宽广胸怀追求学术真理；二、学术上的不盲从和独立思考精神：敢于挑战权威，坚持独立思考；三、破除门户之见，一以学理为归：从学理出发，以现代学者的学术训练探讨问题，不带或少带门户之见；四、平等讨论、自由协商：双方以平等态度、自由协商精神讨论问题，尤其是顾不以势压人，体现了现代学者的时代精神；五、时代氛围和学术风气：有自由讨论的时代氛围和学者间正常学术批评的风气（批评与反驳），对今日学风有诸多启示。

在提问环节，与会师生参与踊跃，就如何理解顾颉刚的“疑而信之”、胡适和钱穆的学术交往等话题展开讨论。本次讲座在大家的热烈互动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