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4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前所长、研究员王建朗先生应邀做客我校历史学系“大夏抗战史系列高端讲座”，在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战时外交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唐小兵教授主持，校内外师生数十人参与了这次学术活动。

王建朗先生从近年来学术界和公众对抗战中国的大国地位的质疑、探讨和论证切入，开启了战时外交与中国大国地位确立过程的话题。王建朗先生将战时外交以1941年12月为时间节点分为两个时期进行介绍。

首先，王建朗先生介绍了1941年12月以前广泛争取国际援助的时期。1938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自此以后，向全世界广泛宣传这一理念成为了该时期的主旋律之一。与此同时，日本提出要建立“东亚新秩序”。王建朗先生将当时复杂国际局势下各国的态度与应对，分为“现存秩序的维护国：英美法”、“现存秩序的破坏国：德国”以及“特立独行的国家：苏联”三种类型分别进行分析。在阐述各个国家的对华态度与和中国的交涉的过程中，王建朗先生提醒大家注意一些定见和易被忽视的视角，譬如是否存在“远东慕尼黑”阴谋；德国从中立转向亲日之后没有暂停对华提供军火、德国顾问也依然活跃于抗战前线；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幕后，等等。此外王建朗先生提及了战时中日秘密接触，认为不能简单归纳为“诱降”等叙述模式，如何看待这些秘密接触值得注意和思考。

  1941年12月之后，战争的胜负大局已定，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转变为争取大国地位。王建朗先生阐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走向大国、位列“四强”之一的历程，包括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废除不平等条约；莫斯科宣言与开罗会议；参与创建联合国等。既为大国，就需要承担大国的责任，王建朗先生列举了中国军队两次出兵缅甸、支持朝鲜和越南的抗日运动、以及调解英印纠纷，以丰富的史料展现了中国践行大国责任的积极姿态。同时，王建朗先生提出这些行动背后美国对中国的提携作用值得注意。这一时期中国也在诸多方面积极参与了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比如对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的构想，期待建立一个强有力、四大国起核心作用、遵循民族自决原则的国际组织。1942年7月国际问题讨论会提出的《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等史料均反映出当时朝野各界对新国际组织的期待与主要构想；《东方杂志》等的舆论也在探讨四大国应在战后发挥领导作用等问题。这一时期对于四大国的权力，中国在主张适度扩大的同时并不主张过分扩张，且在殖民地等问题上认识比英美更彻底、深刻。另一方面，中国也致力于推动确立合理的战后东亚版图。通过蒋介石的会谈与日记、宋子文答记者问、开罗会议上蒋介石的回应等史料，王建朗先生还原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在收复东北、收复台湾、琉球、外蒙与香港等问题上见解和态度的变迁。

最后王建朗先生提出中国当时面临的一种“大国的困窘”，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有大国地位而欠缺大国实力。但同时也不能因为实力的欠缺就否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上述论述已经充分论证了中国大国地位及其建立过程。总之，在世界秩序的变动与再造中，中国能明智地处理好敌我友关系，抓住机会，成为大国，并努力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推动建立合理的东亚战后版图，尽可能恢复了中国曾经丧失的领土主权。但另一方面，中国未脱初登国际中心舞台的稚嫩，未能把握有利时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以古鉴今，王建朗先生在讲座的结尾提到：如今谈论所谓“百年大变局”又与两年前有所不同，我们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情势：国家力量空前强大；而国际环境空前不确定。但若能从历史中汲取经验，理智处理国际关系，建立最广泛的国际联合，就一定能渡过危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问答环节，王建朗先生与参与讲座的师生进行了交流互动，细致回答了听众提出的诸多问题，唐小兵教授认为王建郎先生的讲座论证周密、史料扎实、洞见丰富，并且讲座过程弥漫着浓烈的家国天下情怀。本次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据悉，抗战史系列高端讲座本学期共有三讲，后续将有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所长汪朝光研究员、近代史所副所长金以林研究员都将莅临闵行校区历史学系做相关学术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