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3日上午，复旦大学向荣教授应邀在我系做题为《“黑死病”与欧洲公共卫生体系的诞生》的讲座。

本次讲座为华东师范大学“大夏世界史讲坛高端讲座”2020年系列的第七场，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世界历史研究院执行院长沐涛主持。本次讲座采取腾讯会议系统“云端”视频连线与直播，来自复旦大学、武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及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近300名师生参与此次云端讲座。

向荣教授是欧洲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疾病史、社会史方面造诣精深。本次讲座紧分析了“黑死病”在欧洲社会的流行状况与欧洲公共卫生体系的诞生。

讲座伊始，向荣教授首先对欧洲“黑死病”进行概述：1347年至1351年，欧洲爆发了特大鼠疫“黑死病”，导致欧洲一半左右人口的死亡，大流行之后又出现反复发作，延续到1720年—1722年的“马赛大瘟疫”。欧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却并未被危机吞噬，在与“黑死病”的反复斗争中，欧洲人摆脱了早期的恐惧，建立了公共卫生制度。

“黑死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传统观点认为，“黑死病”特指1347年—1351年发生在欧洲的大流行病，因其传染性强、致死率高而被人称作“黑死病”。1894年法国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在香港发现了鼠疫杆菌，并提出了人类历史上曾经历包括14世纪欧洲“黑死病”在内的三次鼠疫大流行。腺鼠疫的临床特征与薄伽丘和编年史家记载中“黑死病”病人的临床特征相一致，因此耶尔森的解释一度被医学界和史学界广泛接受。

而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修正派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英国细菌学家J.F.D.什鲁斯伯里认为：按照鼠疫病原学，“黑死病”通过黑鼠传播，黑鼠作为家鼠，不习迁徙，传播速度不可能快，致死率不可能高，故“黑死病”的惨烈程度实际上是被编年史家和现代史家夸大了。他还提出，由于“黑死病”的传播途径是鼠—（鼠）蚤—人，而非人传人。因此，英国封户、封村、封镇的措施是无效的。英国动物学家格雷厄姆·特威格则认为，黑鼠是热带动物，不可能大面积出现在西北欧，并据此推断席卷欧洲的“黑死病”不是鼠疫而是炭疽。

针对修正学派的质疑，史学界也给予了回应。1994年英国史学家玛丽.霍洛斯克依据现代医学知识，结合“黑死病”历史文献，从三个层面回应了修正派的质疑：首先，她提出鼠疫并非只有腺鼠疫一种，还包括了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其中肺鼠疫有着明显的人传人特征。其次，鼠疫传播过程中，重要的是鼠蚤而非鼠。再次，“黑死病”杆菌能够变异，什鲁斯伯里等修正学派学者的研究基于19世纪及其以后对鼠疫的观察，与“黑死病”时期有很大的差异。2010年，挪威史学家奥利.J.本尼迪克特出版专著，系统分析了殖民地时期印度鼠疫文献，充分吸取跨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修正派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系统批判：首先，法国古微生物专家对马赛黑死病人牙齿分析，发现了鼠疫杆菌的DNA，证明“黑死病”并非炭疽或其他。其次，动物考古学证据表明，黑鼠在罗马共和国时期随商贸交往从东南亚传入欧洲，并在维京时代传入了欧洲最北部，具有较强的通过进化选择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再次，本尼迪克特通过分析殖民地印度鼠疫研究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医务工作者已经充分认识到鼠疫可通过多途径跳跃短距离或长距离传播。

向荣教授同时提出，在传染病史研究中历史文献和对文献的分析仍然是最基本的，新科学可以帮助我们澄清疫病的性质乃至传播途径，但是不能取代历史文献及其对文献的分析。原始文献是曾经发生过的客观历史的见证，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简单套用现有科学原理不仅会偏离历史真实，而且也使现代科学逝去了历史维度。因此，传染病史研究中，史学家的介入是必要的。

接着，向荣教授系统讲述了“黑死病”时期意大利抗议斗争与制度创新。面对空前惨烈并反复出现的“黑死病”，整个欧洲人心惶惶，乱象丛生。欧洲有组织世俗化的抗疫斗争是从意大利开始的。这并非偶然：首先，这得益于14、15世纪意大利经济的发达，有足够的物质和医疗资源投入到防控鼠疫斗争中。其次，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意大利人理性务实，受宗教意识形态束缚较少，意大利有着发达的基础教育，还是中世纪大学最早出现的地方，大学教育有着很强的实用性。最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出现了不同于中世纪的新型国家。“黑死病”流行期间，意大利实施了包括隔离、建传染病医院、疫情通报制度、使用健康通行证、建立常设的公共卫生机构等在内的抗疫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随后，向荣教授对英国和意大利各自的抗疫举措进行了比较分析。英国直到1518年才在亨利八世大法官和首席国务大臣托马斯.沃尔西的推动下开展了防疫抗疫斗争，虽然起步晚，制度没有意大利完善，但实际效果并不差，英国在疫情期间的人口损失远没有意大利严重，经济仍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英国向意大利学习了包括死亡统计、疫情通报等在内的防疫举措，但并未完全照搬意大利的经验，同意大利相比，英国防疫斗争有自身特点。首先，不同于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意大利，16、17世纪英国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有助于在大的领土国家范围内推行整齐划一的防疫措施。英国政府虽未形成常设的公共卫生机构，但充分利用“国王统治下的自治”传统，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弥补了管理制度方面的缺憾。其次，英国因地制宜，并未用建立传染病院的方式防控鼠疫传播，而是用封户、封村乃至封城的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再次，16世纪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对英国和意大利产生了不同影响，作为新教国家，英国主张“因信称义”，反对罗马天主教的迷信繁琐仪式，坚持教会从属国家，大大减少了宗教因素和对防疫、抗疫斗争的干扰。此外，经过宗教改革，英国废除了中世纪教会的慈善救济，建立了以济贫税为基础的政府救助制度，大大提升了应对贫困和突发性灾难的能力。

最后，向荣教授对本次讲座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在与“黑死病”的反复斗争中，欧洲人逐渐走出了早期的恐慌和非理性状态，通过理性探索，依靠集体和国家力量，欧洲人最终战胜了“黑死病”。意大利和英国是欧洲抗疫斗争的典型代表：意大利是抗疫斗争的先行者，但其完美的防疫制度并未达到人们的预期效果，既与制度本身有不切实际的因素有关，也与其他政治文化因素制约有关。英国起步较晚，但政策举措符合国情，广泛的社会动员弥补了制度本身的不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向荣教授提出，完美的制度是否有效，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回到过去的历史场景，重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避免意识形态和过度的理论构建，才更有可能接近历史真实。向荣教授同时指出，跨学科研究不能失去历史学特色。

讲座后，向荣教授与在线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对于学生的提问进行了详细解答，以下摘录了本次讲座的部分问题及其回答。

对于欧同学提出的问题“欧洲黑死病的全球影响怎样？”。向荣教授回答：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的观点是黑死病起源于中国，后传到中亚、欧洲等地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向荣教授提出，根据目前读到的资料可以推断，“黑死病”并非起源于中国。现在普遍认为，“黑死病”起源于亚欧大草原西部咸海地区，向西传播到南俄罗斯和整个地中海沿岸，造成上述地区40%—60%左右的人口死亡。欧洲是最早控制“黑死病”的地区。“黑死病”在奥斯曼帝国一直延续到19世纪才得以控制。向荣教授认为，黑死病是半全球性问题，对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影响最大。到19世纪中叶埃及的人口还没有恢复到“黑死病”爆发之前。

对于同学提出的问题“除了意大利北部和英国以外，其他地方是怎样应对黑死病的？”。向荣教授指出，阿尔卑斯山以北大陆和意大利半岛南部也采取过防疫措施，但大多是向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学习，采用意大利模式，但都没有意大利北部和英国成功。在意大利16、17世纪三次大瘟疫期间，意大利南部地区如那不勒斯聘请过北部专家，也采取过一些严格的防疫措施。

对于同学提出的问题“怎样做学术综述？”。向荣教授讲述了个人如何培养学术综述能力的经历，并向同学们提出建议，不建议将前人观点进行简单罗列，而是要充分理解，抓住要点，把握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对于太厚太难读的学术专著，若想短时间内把握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可以读读学术期刊上的书评，西方学术界很重视学术书评，书评大多评述到位。为提高效率可以采用细读和泛读相结合的方法，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大多参差不齐，代表性论文和专著要细读。一般来说，权威期刊和权威出版社的研究成果水平较高，要更加重视。学术史梳理很重要，真正的专家可以从你的学术史梳理判断你的研究是否入门；更重要的是，学术史梳理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前提。学术的生命是创新，要敢于提出自己的新问题，一篇文章写出来总要有一点自己的观点和感悟，不能完全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