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翼然（上海社科中心）

来源：文汇报

吕思勉虽然长期在上海居住生活，但始终辗转赁屋未置产业，因此他将多年积累的手稿资料存于家乡常州的旧宅。直到1955年底，上海市高教局为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将徐汇区复兴西路271号的一套公寓分配给吕思勉居住，他于次年初迁入新居。虽然吕思勉健康状况转差，但他依旧振奋精神，于当年5月回常州老家，将手稿、札记等资料拣选后，托运至上海，打算定下心来完成自己的著述计划。正因为在上海终得安居，这批珍贵的手稿才得以在这座城市存续至今。

▲复兴西路271号

可惜天不假年，吕思勉于1957年10月便溘然长逝，留下大量未刊手稿。面对这一庞大的学术遗产，在其友人顾颉刚的倡议下，成立了吕思勉手稿整理小组，成员包括其女儿吕翼仁，弟子杨宽、唐长孺、汤志钧和李永圻等。经过他们系统保护和整理，吕思勉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如《吕思勉读史札记》《吕思勉遗文集》等逐步公诸于世。此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张耕华赓续其事，使吕思勉的著述得以全面呈现在世人面前。

花笺、诗稿与猫咪印

吕思勉出生于诗书世宦之家，先祖吕宫（1603—1664）为清代常州首位状元。传至祖父吕懋先时，吕氏已是数百年书香门第，透过其定制的“富贵长生”汉瓦砖花笺，可以一窥吕氏深厚的家学传统。

吕懋先（1831—1871），字哲求，号晋廷。曾任江西南昌府奉新县知县，主持修撰《奉新县志》，并多次捐俸修桥建署造福一方。今常州十子街的吕思勉故居，就是吕懋先在咸丰年间购建的房产。

这张花笺上，摹拓了常见于字砖、瓦当上的吉语“富贵长生”，此外上署“磨兜坚室”也值得一说。吕懋先的斋号“磨兜坚”，源自古代刻在金石上诫人慎言的箴言，体现儒家“谨言慎行”的传统。吕思勉曾作《释“磨兜坚”》（收录于《蒿庐文稿》）考释祖父斋名的出处。除吕懋先外，在清代还有张怀溎、叶锡凤、蒋仁、章绶衔等文士也以“磨兜坚”为书斋名，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这张小小的花笺，不仅寄托着文人的风雅闲情，也承载着吕思勉对先人品德的追慕，更凝聚着吕氏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吕懋先定制“富贵长生”花笺

受家族诗书传统的熏陶，吕思勉也是一位诗人。他年少时便常与友人结社吟诗，然其诗名为史学成就所掩盖。本次展览首度呈现他的文学风采。

展上并呈了吕思勉《癸巳重九，约真期集沪上公园，啸篁诗最先成，即次其韵》诗的初稿与定稿，诗云：

稍觉逢时兴不同，

（吾乡谚语谓遇节日曰“逢时”）

衰颜犹映酒杯中。

春秋易逝原非我，
书剑无成竟作翁。

▲“癸巳重九”诗初稿与定稿

莫向东山怨零雨，
欣瞻北阙曜朝曈。
却惭无补丝豪事，
懒逐车尘踏软红。

诗题中的“癸巳重九”为1953年10月16日重阳节，“约真”是南社湘籍诗人刘谦（1883—1959）的字，刘谦即著名教育家刘佛年之父。当日，吕思勉、刘谦、钟泰、刘啸篁等一众文人学者在上海中山公园举行重阳雅集。刘谦晚年寓居上海，曾于1950年代初北上赴京华揽胜，收获良多，为当时欣欣向荣的社会新面貌所打动，所作之诗多颂社会的新生。吕思勉的和诗中“莫向东山怨零雨，欣瞻北阙曜朝曈”，前句反用《诗经》“东山零雨”的典故，后句呼应刘谦北上所见的新气象，从中可以感受到老学者对新社会的期待。

由诗稿的修改痕迹可见，吕思勉在初稿“稍觉逢时兴不同”后用淡墨加入“吾乡谚语谓遇节日曰‘逢时’”，作为唱和的小注；初稿中“只惭无补丝豪事”，系引苏轼《初到黄州》原句，他特意标注出处，后来在定稿中改“只”作“却”。

在读书写作外，吕思勉还是位“宠猫雅士”。他养猫的同时也写猫，渗透着浓厚的学人气质。他在《猫友纪》中记录了各种养猫趣事，比如援引《论语·述而》中的典故，给四只爱猫命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又比如，深受常州今文经学影响的吕思勉还根据《春秋公羊传》“张三世”（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理论，将猫咪誉为“太平畜”，作为理想社会的吉祥物，可见其对猫咪的喜爱之情。此外，展览上最引人瞩目的展品是吕思勉自刻的猫咪肖形印，从简洁而精巧的刻画中，透露出他内心温柔可爱的面向。无论是在书斋中独守青灯黄卷的孤寂，还是在战火纷飞年代备尝流离的艰辛，那些蜷缩在研台旁、匍匐在书桌边的小猫咪，始终以温情的陪伴给吕思勉带来慰藉。

▲吕思勉《猫友纪》手稿

▲吕思勉自刻猫咪肖形

手稿所见治学精神

1935年，吕思勉为《光华年刊》题写的“观其会通”四字，不仅是他对光华学子的勉励，也是夫子自道，是对其治学精神的精彩提炼。所谓“会通”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即纵向上通贯中国古今历史的演变，横向上打通各学科，以“通观圆览”；其次，“合同而化，通经致用”，即理论打通实践，将书本所学与阅历体征相贯通。

▲吕思勉1935年为《光华年刊》题写“观其会通”

作为乾嘉学派传人，以及深受“新史学”观念影响的现代学人，吕思勉治学有专门的方法。通过细读手稿上的痕迹，可以还原他撰述的步骤，展上整理出吕思勉“五步撰述法”的治学流程，以便读者理解吕思勉的治学门径和特色：

第一步“阅读史料，分类摘录”。吕思勉以写读史札记为治学特色，最初步的札记形态如同密码本，在卡片上抄满页码，以标识文献出处，这是研究的准备工作。

▲吕思勉《宋史札录》

第二步“摘录语句，排比史料”。吕思勉在上一步的基础上按类别摘抄史料内容。

其弟子钱穆在《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中回忆老师时写道：“及师偶翻书桌之抽屉，乃知一书桌两边八个抽屉尽藏卡片。遇师动笔，其材料皆取之卡片，其精勤如此。”其中的卡片就是以上两步的札录手迹。

▲吕思勉《先秦史札录》

第三步“考订史事，撰写札记”。对所摘录的史料进行严谨的考证，写成短小精悍的笔记。

▲吕思勉《事物二字通用》

第四步“综合研究，连缀成篇”。将零散的札记整合成独立的史论文章。比如吕思勉在其史论代表作《畜牧宜在长城外》中，首先从史抄入手，切入在边地设牧区以巩固边境安全的问题意识；其次以史带论，并结合当时现实情况，提出边境畜牧可以与长城互保，以此作为“安边之至计”的史识论断；最后，引用老师屠寄在边地考察后的结论，并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认为在长城外设置畜牧区有利于边境安全。这篇史论短文，分三个部分论述一个具体的问题，而能逻辑自洽，可以一窥吕思勉的论史思路，以及结合时代、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

▲吕思勉《畜牧宜在长城外》手稿

第五步“会通各篇，撰成著作”。展览选取了吕思勉最重要的代表作《吕著中国通史》的初稿残页，以及《隋唐五代史》，后者为他在去世前一天还在抱病校阅书稿清样的“天鹅之歌”。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初稿残页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

通过对吕思勉治学和撰述流程的还原，我们能直观感受到吕思勉“从目录学入手，以考证为中心”的治学门径，和其“通经致用，为民立言”的治史特色，希望能对当今青年学子的治学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