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6日上午9：00-11：20，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的李怀印教授在腾讯会议为华师大历史系的师生们做了“吕思勉中国史系列讲座”第四讲，题为“地缘、财政、认同：清代和民国时期国家转型的机制分析”。讲座参加者为历史学系刘昶教授，与谈人有马克思主义学院吴原元教授、历史学系王锐副教授和广西师范大学社科分社社长刘隆进副编审。讲座由历史学系王燕老师主持。

      李怀印教授首先叙述了自己写作《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的问题意识，旨在重新思考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这一欧洲经验，是否是现代国家形成的唯一合法路径，以及清代是否是一个内亚帝国，中国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李怀印教授提出了三个关键变量：地缘格局、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来衡量国家转型机制。按照这三个变量，他指出，清朝前期并不是一个军事帝国，而是疆域国家。清代前期的地缘格局、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从非均衡走向均衡，驱动疆域国家的形成，但同时也阻碍了清朝提升国家能力。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由于三个变量均走向失衡，构成中国从疆域国家转向近代主权国家的契机。但“同光中兴”之时三重均衡态的再次建立，又使得清朝陷入均衡陷阱，错失提升国家能力的机会。而甲午以后的三重非均衡态，最终导致清朝灭亡。其灭亡原因主要在第三个变量，近代政治认同方面。李怀印教授同样用这三种变量来分析民国时期国家的转型，并提出军阀表现为“集中化地方主义”，南京国民政府是“半集中主义”，共产党革命是“全面集中主义”。在讲座的结尾，李怀印教授把现代中国的形成分为四个层次，最近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于1949年，第二个层次是成形于1945年的现代主权国家，第三个为大约形成于1750年代的大一统疆域国家，以及最远的“原初中国”。他认为，现代中国的形成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经验不同，它是渐进、累积、连续的。20世纪中国的特征为体量大、结构强，但现代中国仍在形成中，在21世纪中叶有望成形。

      刘昶教授首先发言，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政治解释中封建和郡县关系对于现代中国形成的意义。李怀印教授表示非常认可刘教授的思考，他指出，他主要叙述现代中国形成的过程，并不旨在说明中国应该成为什么样。

      第一位与谈人吴原元教授将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与李怀印教授的著作并置，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在寻找中国特殊性的过程中，如何处理独特性和普遍性的问题；第二，现代中国的“现代”有没有什么明确的内涵；第三，有关“中国学问”背后究竟有没有中西之分。李教授认为，现代中国的转型经验具有普遍意义，现代国家都是主权国家；孔飞力先生所说的“现代”内涵在中国可能还需要保持一种“结局开放”的观望心态；每个历史学家，不管东方西方，一定有自己的立场。

      第二位与谈人王锐副教授非常推崇李怀印教授的著作，认为该著超越了现代化理论、辉格史学、安德森和福柯对中国的解释，提出了全新的框架。同时，王锐老师提出几点，第一，可以关注中国历史久远的郡县制传统和儒法传统对清代的意义；第二，可以把地缘视角拓展到美国等地；第三，现代中国的形成不仅是渐进、累积的，也包含着明显的断裂，要重视国共之间的不同。李怀印教授回应，王锐老师的评论很有启发性，自己旨在勾勒晚清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地缘问题，再者，历史的断裂是存在的，但也要平衡地看待国民党的作用。

      第三位与谈人刘隆进副编审从学术出版的角度谈李怀印教授该书的重要性，其宽阔的视野和框架给读者带来了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全新理解，而且回应了中国传统和现代转型的核心问题，所以广受读者欢迎。刘隆进老师还透露李怀印教授正在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期待他的新作。李怀印教授则希望在未来的新版中对错误或内容进行微调。

      与谈结束后，热情的听众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先秦三代理想的普世价值，以及晚清和莫卧儿帝国的比较等，李教授一一做了回复。讲座引人入胜，远超预定时间，让听者享受了一顿学术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