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 张悠然：古埃及社会流动的迷思

一一2023年3月21日下午13:00-14:30，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大夏世界史论坛”邀请到上海师范大学张悠然老师，进行了题为“古埃及社会流动的迷思——从古王国时期官僚迁转的一则个案谈起”的讲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海峰教授主持了此次活动。本次讲座是“大夏世界史论坛”青年学者讲座第1场，吸引了校内六十余位师生参与，历史学系1206会议室座无虚席，活动气氛热烈。

一一活动伊始，主持人李海峰教授向与会师生介绍了主讲嘉宾和讲座主题。张悠然老师是北京大学-牛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埃及政治制度史、艺术史和对外文化与物质交流史。本次讲座的主题——“社会流动”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探讨古埃及社会也可以为各个领域的相关研究带来方法层面的启示。

一一张悠然老师首先介绍了学界对埃及古王国时期社会流动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大约在古埃及第五王朝，高官的选任方式经历了变革，由此前以“血缘”为选拔依据转变为以“功绩”为选拔依据。这种认识使学界普遍相信，在这一时期古埃及社会产生了依靠才干登上政治舞台的新阶层。埃及学家得出这一判断主要是当时官员的传记文本。

一一张老师带领与会师生详细解读了一个经典文本案例——乌尼传记。乌尼是第五王朝时的一位官员，根据存世的传记记载，他的仕宦生涯历经了三位国王，从仓库总管一路擢升至显赫的上埃及总督，工作内容涉及国家公务和王室私务。乌尼传记夸张地赞扬了传主的功绩和能力，让研究者们相信这是一位出身卑微、官职低下，却凭借管理才能被破格提拔的“黑马”。著名学者J. Baines认为乌尼的案例体现出此时古埃及的高官现任从重血缘转变为重功绩；而C. Eyre则由此推断第五王朝官僚群体开始出现了有实际职务的技术官僚和无实际职务的宫廷贵族的划分。

一一乌尼真的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功绩制”代表吗？张老师指出，如果平心静气地阅读乌尼传记可以看出，这个文本并没有明确指出乌尼的身世，由“仓库总管”起步的仕途并不意味着乌尼本人出身贫贱。20世纪末，随着考古发现的推进，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学界也开始反思此前较为武断的预设，并开启了“第二次发现乌尼”的再研究。1999年，埃及学家发掘出带有“长者乌尼”、“上埃及总督乌尼”、“贵族乌尼”等字眼的文物。更重要的是，乌尼父亲“伊乌乌”（Iww）的身份逐渐浮出水面。学者N. Kanawati根据考古资料分析出乌尼祖上三代人都是国王近亲，乌尼的平步青云还是与其王室贵胄的身份息息相关，这冲击了此前学界对古埃及社会“功绩制”的认识。

一一为什么“功绩制”的观点会长期受到研究者的追捧？张老师引导大家一起反思了埃及学家建构“功绩制”的语境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功绩制”实际上是埃及学家直接挪用的现代政治学概念，这种“贤能政治”或许更加符合理想化的预期，而忽视了现代价值观念与古代史料间的矛盾。

一一客观而言，第五王朝以后高官的选任确实存在变化，但我们不能夸大这种变化。第四王朝以前维齐尔（类似于宰相）毫无例外都是国王的儿子，而第五王朝后国家事务趋于复杂，官僚群体开始膨胀，使得非王室直系有机会跻身高级官员。但是选官范围的扩大并不代表社会大规模流动，因为这些新官员也并非来自底层，而是选自非富即贵的权贵家族。功绩依然不如血缘，官员的出身还是极大影响了仕途升迁。

一一最后张老师分析了乌尼个案研究带来的启发。长期以来，埃及学家构建了“功绩制”的神话，误读了古埃及社会的真实形态。这启示历史学研究者们千万不要以今虑古，对“不证自明”的传统观念要有批判的眼光；同时不要过度解读文本资料，而是要结合考古和文献史料综合分析。此外，历史研究还应投入现实关怀和使命感，彰显研究对象的主体性，持有“同情之理解”。

一一讲座结束后，主持人李海峰教授进行了简单点评，认为张悠然老师的讲座生动而详实，给参与讲座的同学们带来许多启示。互动环节，张悠然博士回答了古埃及研究与史料辨析、历史语境的选择、考古与文献互证等问题。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