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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国家与地方治理”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发布时间:2024-10-24


2024年10月19-20日,“中国古代的国家与地方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顺利举行。此次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办,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50余所高等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单位的8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


会议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黄纯艳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王进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章义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徐茂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耿元骊作开幕式发言。

王进锋对与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我系发展历史、学科布局、师资力量、人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本次研讨会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够围绕主题各抒高见,为推动中国古代的国家和地方治理创新研究贡献学界智慧。

章义和对与会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我系学科建设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诚挚感谢。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增进学术合作交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不断深入。

徐茂明强调本次会议主题的重要价值,期待与会学者聚焦中国古代的国家与地方治理研究,借此机会共同探索、加强联系、促进交流。

耿元骊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古代的国家和地方治理是当今重要的学术话题,本次研讨会的举办恰逢其时。同时对会议主办方表示感谢,期待与会学者深入交流,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会议主旨发言,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章义和主持。

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宁镇疆从清华简《四告》对“野”“威仪”“谋猷”的深入关注,指出“周公制礼”之“礼”更强调“威仪”,鉴于殷亡教训的现实考量,突出强调自我克抑,只有自我“克抑”才能做到有“威仪”。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若晖重新审视清华简《系年》第一章对于“帝籍”之创制所作的说明,并结合其他先秦文献总结籍礼包含礼仪、宗教、政治三重含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黄纯艳指出“食货”和“四民”问题实质即农商问题,是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问题,重新检讨宋代“工商皆本”说,探析宋代财政思想中的农商观念。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耿元骊利用地方文书及《清明集》等材料,从一户的角度描述了土地资产的确立流程,揭示出宋代土地市场和土地流转的基本运作模式,主要是受广义“役”的运行机制支配,是赋役制度的运转模式影响并塑造了土地权利的形成。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王剑以“小人物”袁宗皋作为切入口,考证袁宗皋辅翊襄赞嘉靖帝,奠定了嘉靖初年的政治基本格局及嘉靖一朝的制度趋向。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徐茂明分析明清江南与全国虎患形成的共性因素在于人地矛盾和明清小冰期的灾害性气候,这也反映了当时江南乡村社会的诸种基层治理问题。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罗晓翔着眼于明清时期孟渎河道功能及河工模式变迁,认为河工之大小缓急与河道功能相匹配,“通漕”功能对孟渎意义尤重。


在分组讨论环节,本会议设置先秦两汉、中古唐宋、元明清三组分会场,每组内分别开设三场专题研讨。第一组“先秦两汉”第一场主题为“政治与考古”,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于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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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黄爱梅探讨了马桥文化时期江南社会的发展状况,指出马桥时期的江南复杂社会处在重整和复兴的过渡阶段,为后来越人立国崛起的先声和基础。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韦心滢通过郭家庄M160亚址贵族相关的铜器铭文,建构了以亚址贵族为核心的亲缘体系,并探究了复合氏铭或多层级氏名标示的意义。吉林大学中国史系王坤鹏探讨了商周文献中“旧人”的指称范围,进而分析“旧人”对商周政治的重要影响力以及统治者对“旧人”势力的制约与安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薛孟佳辨析“职方氏”的语境与含义,并与文盨等金文互证进一步论证职方氏的职责范围和职官属性为掌握专门性地理知识的畴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黄国辉回顾了学术界关于清华简《五纪》中“黄帝有子曰蚩尤”问题的三种态度,并提出自己的见解,黄帝是蚩尤的舅父,双方的父子关系只是人类早期文明中行辈型亲属称谓制的反映。

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宁镇疆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国军对以上报告进行评议。肯定了诸位学者的报告选题颇有启发性意义,考证扎实,同时,也给予了中肯的建议,指出诸如个别铭文的理解、名词概念的明确界定等细节性问题。

第一组“先秦两汉”第二场主题为“制度与治理”,《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翟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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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国军考察了“先王故事”与“先王之法”和春秋政治的运作关系,并进一步揭示“祖宗之法”所具有的政治内涵与理想价值。随之,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王晓鹏从考古新材料出发分析西周早期西北边域的主要族群、族氏与方国,并进一步探究西周对于这一地区族群的治理策略和措施。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左勇在考察西周金文所见贵族土地改赐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西周世禄制和土地所有权的新思考。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利军在梳理夏商周三代服制形态发展演变的基础上,探讨服制演变与王朝兴衰以及早期中国国家治理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进锋从竞争与留弃的视角出发,梳理了先秦时期政区“丘”的发展轨迹,并指出“丘”在不同时期的等级形态对认识先秦时期多元政区并生、竞争与留弃的历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曾磊探究秦汉印绶的三种颜色序列以及红绿黄三色在印绶体系中的地位,指出印绶具有“别尊卑”“彰有德”的作用。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王捷按时间线索复原了走马楼西汉简牍“驾、纵、野核不审案”的卷宗情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问题总结与延伸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若晖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黄国辉对以上报告进行评议。肯定了诸位学者的选题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与现实关怀意识。同时也指出部分报告中存在缺乏权威观点引用、文章结构零散、逻辑性不强等问题。

第一组“先秦两汉”第三场主题为“区域与文献”,吉林大学中国史系王坤鹏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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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郭静云探究殷商时代东亚草原几种文化生计模式,以及复合体新社会互补关系,指出草原社会一体化肇始于殷商。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杨永生补证《史记·周本纪》中的“天室”含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史记》所载“营周居于洛邑”所包含的思想因素。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于薇通过比较研究《周礼》与金文中关于畿内田制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周代田法的复合结构与区域差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王宝妮、林志鹏考察《左传》“诸夏”“诸华”称谓的含义与区别,并进一步讨论了春秋诸国的政治群体意识。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争探究中国早期古书的生成模式,指出基于封建典礼与册命仪式产生的一系列文档是“书”类文献的重要来源。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张有杰、田成方研究楚国地方治理的模式,指出楚国在一段时期内采用了附庸国、楚县、采邑并置的治理模式。河南大学徐莹探究马王堆汉墓黄老帛书中的邢德治国理论以及其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实践,并与儒法治道进行了对比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少林考辨杜佑《通典》中的“秦舍地税人说”,并对其进行意旨分析,指出“秦舍地税人说”是借三代圣王时代的“税地”为唐中期税制改革提供历史合法性。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进锋和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王晓鹏对以上报告进行评议。肯定了诸位学者的选题具有启发性意义与创新意识,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提出应该加强史料的多元应用,研究视角的中宏观结合等意见。


第二组“中古唐宋”第一场主题为“政治、制度与文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孙齐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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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徐冲对《高祖沛泗水亭碑铭》作者及其成书背景进行辩伪,指出这一作品并非东汉前期班固奉章帝之命撰作,而其流传为班固之作则与南朝后期汉书学的发达有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李殷则研究了诏令文献于中古时期在目录四部体系中完成了从集部到史部的递进过程,奏议文献进而变为反映时代政治的独特产物。湖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唐燮军创新性地将沈约受诏重撰《宋书》置于南朝前期《宋书》编纂热潮的宏观框架之中加以动态考察,按时序加以分别稽考徐爰、刘祥、沈约各撰《宋书》三事,进而略论南朝前期《宋书》编纂热潮所内具的文化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辞修对汉晋之际士人的两京化趋势进行考察,官僚名士聚居京畿,使曹魏西晋士大夫政治交际活动的地理格局呈现出“中心化”面貌,并对后世也产生了影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孙正军从新文化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研究,关注到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表征及这一视角的洞见和陷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黄承炳则聚焦唐后期令录选任的演变体现了唐后期藩镇体制下朝廷与藩镇之间的博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丁义珏展现了宋初宦官走出内廷并以专业武将的身份嵌入在地方统兵体系中的过程,并论述这一宦官于北宋前期军政体系中的独特作用。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闫建飞对以上报告进行评议,两位评议人都肯定了参会学者的创作巧思和行文思路,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意见。仇鹿鸣指出需对高祖沛泗水亭碑立碑人进行再考证,进一步剖析士族两京化背后的制度性因素等问题。闫建飞则指出需对将奏议类区分细化以及对令录选任央地博弈的背景和其蕴含的人事关系和行政关系进行进一步阐述等问题。

第二组“中古唐宋”第二场主题为“地理与区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余蔚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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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黄学超将水道专著《水经注》与政区境界相结合,并且对政区境界时代问题和政区境界材料龃龉问题进行了简单考辩。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李丹婕借由出土文献关注到安西四镇于长寿元年后的基层治理状况,进而展现唐前期在政权边缘地区的政治实践与社会影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孙齐根据新出土的碑刻等材料,以相距70余年的两方造像碑题名,展示了周村在麟德元年之后的发展,最终指出周村是唐前期普遍存在的村落类型的缩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结合韩愈所撰写的文集材料,关注到传统藩镇“异动”研究外的藩镇日常。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张凯悦则对《安禄山事迹》等史籍所载安禄山与哥舒翰对话的史料进行重新解读,指出安禄山的主观身份认同据其所处情境和具体所需不断变化。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闫建飞对唐末五代禁军编制的整齐化发展方向进行诠释,并展现了背后中央与地方制度间的互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何天白以五代宋初魏博地区武人的动向为中心,着意考察政治地理格局重组、中央集权制度重建等因素如何推动王朝控制河北藩镇,最终导致割据消减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张亦冰则以方腊起义为切入点,对宋徽宗朝两浙统治秩序的演化进行剖析,进而展现宋廷平定地方起义背后的政治逻辑及影响。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徐冲和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胡坤对以上报告进行评议,肯定了各位发言人敏锐的选题意识和敢于突破自我的努力。徐冲对“县境”的意识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需关注羁縻问题在唐代文本中的表述,鼓励学者通过梳理学术史以挑战传统研究。胡坤针对相关史料进行重新解读,并对一些文章的题目进行商榷,为其核心章节的部分切块化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议。


第二组“中古唐宋”第三场主题为“地方与治理”,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唐燮军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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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尔探讨了东汉时期南方社会对流民的安置问题,并考察流动人口的经商情况。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沈志富回顾了先秦至中古大别山沿线关隘的更置情况,厘清隋唐以前大别山关隘交通之格局。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旭亮探讨中晚唐时期淮西镇向河朔割据型藩镇转化,并指出地方政权以军政体制为主流,在淮西及周边皆演生出军事化的地域特征。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胡坤以《周伦墓志》为中心,介绍两宋之际一位陕西地方官的仕宦生涯,观照了个人在“故国”“新邦”之间的挣扎,亦能观察到不同于官方书写的别样社会面貌。我系杨光以宋代阳大明故事出发,对宋代孝行旌表的制度运作与文本建构进行探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任石考证宋代层级、职类、身份各异的地方官定位等级、排定位序的基本原则,指出以差遣职任为衡量基准,阶官为辅助项,维系二者之间的原则相对平衡。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良梳理了明初淳安人徐尊生其生平及诗文流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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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历史系孙正军和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丁义珏对以上报告进行评议。孙正军肯定了诸位学者报告之完整与细致,并指出对“流民”“地方官”等概念的明确值得进一步探讨。丁义珏指出,发言学者们都关注到了时代变迁中人的处境,并建议学者们可以对探讨的主题进一步拆解。


第三组“元明清”第一场主题为“经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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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吴淑敏探究泽潞地区乡管体制与信仰活动中村社联盟之间的关联。南通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永涛分析明代地方官与地方矿监税使间的博弈模式,探讨历史书写和历史史实间的偏差。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李小波关注到天一阁藏《户部集议揭帖》的文献性质问题,并揭示其与孤本钞本《户部题稿》之间的关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李义琼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朱倩宇关注万历末年户部强制借发皇帝金花银事件,辨析辽饷概念,并分析饷务管理牵涉的中央各部门间财政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蒋宏达总结学界关于明代赋役黄册研究主要存在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以遂安黄册与休宁黄册为例探讨明赋役黄册研究的更多可能性。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王智尧研究明代嘉定县水利劳役制度的发展与变迁,揭示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社会经济条件下的调整与震荡。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赵思渊考察清代中叶常熟地区的善堂、义庄等公产组织,指出其不仅具有慈善功能,也参与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是清代江南地方政治的核心机制。地方士绅将土地捐入善堂、义庄获得政治保护,同时利用义田避税,这成为清代中叶漕粮征缴中的严重问题。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丁修真与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杨茜对以上报告进行评议。丁修真指出了文章中史料引用、内涵界定的一些问题,提醒跳出王朝覆灭的失败结果,更积极地看待制度变迁。杨茜肯定了学者从立体层面展现制度变化,并认为明代赋税徭役均平过程中的复杂制度改革值得关注。


第三组“元明清”第二场主题为“政治与制度”,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与发展学院王剑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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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蔡亚龙从知府、军、民三个角度考察洪武至隆庆时期军民府体制、属性及其变迁等问题。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沈一民以俞大猷举荐邓诚为切入口,探讨嘉靖朝文武关系的转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余璐通过明中后期至清初地方官僚体系中的藩臬兼衔演变,分析明清两朝的不同立国规模与统治逻辑。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振国从清代知府选任的“首府例”视角,讨论制度执行过程中的循规与权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徐维焱关注张格尔之乱后,清朝在南疆善后的城墙建设,总结清朝治疆政策的转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包诗卿探讨了清朝恩诏的定义、演变与影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丁修真从科举史、社会史、经济史等方面梳理了百年来科举经费的研究。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杨茜聚焦明清江南作为驻镇机构的衙署产生演变情况及衙署、驻镇官吏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用自下而上的视角探究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的管理方式。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杜正贞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余璐对以上报告进行评议。杜正贞借用张振国汇报中的“循规与权变”总结本场讨论并指出例如藩臬兼衔在明清两朝的变化究竟应当放在官制变化的逻辑还是民族朝政变化的逻辑中理解,以及科举经费流入市场后,在清代市场经济中的定位等问题。余璐则认为制度演变的研究,不仅需要关心制度本身还应关注权力关系的变化。


第三组“元明清”第三场主题为“区域地方治理”,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李义琼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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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黄阿明以嘉靖中叶李恺平定苗族叛乱为切入口,初步提出一套治理辰沅地区的方略,为明清时期有效治理苗疆奠定了历史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曹江红关注到蓝鼎元在清初解除海禁政策过程中的主张与影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卞楷文以苏北里下河为例,探察16-20世纪水上人如何上岸,又是如何构成地域社会的过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健以金泽、朱家角的地方家族为切入点,分析清前中期江南市镇的恢复与发展。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张江以枫桥作为案例,从当地三个大姓骆、陈、楼氏视角出发,考察宋代以来乡村自治的传统、可行性和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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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赵思渊、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晓翔对以上报告进行评议。赵思渊指出除官方视角下,也应当补充苗民视角下与官方冲突的原因以及金泽蔡氏兴起的启动资金来源,金泽地区的兴起与其地理位置也有密切关系等建议。罗晓翔认为从垛田视域去讲述人、社会、制度,作为长时段的区域史研究,选题很巧妙,但也需在细节处交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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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闭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黄阿明主持。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利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杨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蒋宏达分别代表先秦两汉史、中古唐宋史、元明清史组做学术总结。

会议最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包诗卿致闭幕辞。包诗卿对与会专家学者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和衷心的祝福。他表示此次会议讨论热烈,新见迭出,期待学界关于中国古代的国家与地方治理研究不断深化,为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交流和学术研究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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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颜雪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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