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1日下午15：00，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虞云国教授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室进行了题为“吕思勉史学的当代意义”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纪念吕思勉先生诞辰140周年系列讲座的第二讲。历史学系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李文杰主持讲座。

讲座伊始，虞云国教授回顾了吕思勉先生一生的著述经历。吕思勉的成名作《白话本国史》出版距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了，而在他身后出版的最后一部巨著《隋唐五代史》到现在也已经超过了60年。但是，吕思勉的史学对我们来说依旧不只是有史学史的意义，而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虞云国教授指出，吕思勉史学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史学领域，实际上对当代的种种问题还具有很现实的意义与价值。吕思勉一生对大同理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坚持“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也对时代进步与理想社会有着强烈的追求和向往，这无疑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是有借鉴意义的；吕思勉先生还执著坚守着平民意识，即如他所言“己饥己溺”的悲悯情怀，他对社会经济的关注与对民间疾苦的同情是同代史家少有可比的；吕思勉思想的当代价值，还体现在他“学问在空间”的现世关怀，他认为纸上的知识应该思考社会的事实，纸上的学问应该与当下社会现实互相印证，真正的学问应该履践在现世空间中能够加以应用。从他早年的《禁止遏籴以纾农困议》（1911）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撰写的《论房地产税》（1950）都可以清晰感受到，吕思勉绝不是枯坐书斋的学者，反而是一直在积极表达自己对社会、经济的看法，向国家献计献策，这是他“学问在空间”观念的最好佐证；此外，吕思勉还对社会现状有着自己的批判和希望，他认为学问应当始于不满而终于批判，进而得以把社会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不是为所谓“言之有理”的旧制度写辩护文章，就像他在《历史研究法》中所清晰指出的：“历史是维新的证佐，不是守旧的护符。”

随后，虞云国教授归纳了吕思勉史学对中国学术的当代意义。虞老师以吕思勉先生的观点和经历提醒我们，真正的学术应当只分真伪，真正的学者当弃绝名利，“学术”与“事功”不应相提并举，学术研究亦不宜预设成见，当疑其所疑，用其所用；研究学问还当警惕严复所谓“国拘”之弊，即单纯视自己社会的风俗制度为天经地义，若是如此，在学术上必将“因偏见而失真”，在政治上也会“以愚民而惑世”；此外，吕思勉先生还深刻批判“史为前鉴”的陈说，反对道德史观的流弊，他认为“历史是历史，现局是现局”，“前车之鉴”之说似是而非，迂浅的道德史观单纯将史学视为有用之学，却会牵累史学内在的求真之旨。吕思勉先生在抗战时期坚持民族大义与理性撰述史籍的种种观念与实践无不启发着我们，在历史大变局下，潜心研究学术问题才是合宜的应对之道，对抗历史的种种弊病，只有真正的历史才是对症之药。

虞云国教授还细致阐释了吕思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当代意义。吕思勉先生观其汇通，摄其全体的史学“通贯之识”，至今还应该是我们史学工作者追求的方向。吕先生虽然认同史学存在“普通”与“专门”的分工，但是他却强调“专门史家自应有普通知识，普通史家亦应有专精之学”，这也是他因“考索之功颇深，立论亦多能综贯今古”而高度推崇马端临《文献统考》的原因，虞老师指出，吕思勉先生的“通贯之识”，上可联系郑樵的“会通之说”，下可对接章学诚的“独断之学”，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史学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从《白话本国史》到《吕著中国通史》再到断代史系列创作历程，也正是吕思勉史学向社会通史逐步开拓的过程，其间贯穿的是在吕先生撰述究明社会全体与总相的中国社会通史的追求。虞云国先生强调，吕思勉史学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与变动的重视，其向社会通史方向的开拓以及背后相应的人文关怀，正是其史学实践与史学思想留给中国当代史学最重要、最深刻的价值之所在。

讲座最后，虞云国教授深入论述了吕思勉史学对于历史教育的当代意义。虞老师认为，对于尚处在史学入门阶段的学生们而言，治学应如吕先生的观点，当从浅近容易处入手，从最简单的地方着眼；从方法上，吕思勉先生并不依赖时新的材料，而是用“新眼光”审视“旧材料”，同样做出了一流的学问，较之陈寅恪式“史学天才”的方法，吕思勉式“史学正宗”的研究方法更为切合史学后来者；同样，也正是因为吕思勉的研究面之广、著述量之多，20世纪其他史学大家无出其右，加之吕先生在他涉及到的诸多研究领域几乎都有着很独到的建树，值得史学工作者们仔细阅读、品味，相当多的问题都可以顺着吕思勉先生的引导而继续深化下去。所以，吕思勉史学无论是对于已经进入史学门径的研究者，还是初窥门径的后学者，都是一座值得发掘的富矿。

讲座结束后，主持人李文杰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李老师指出，虞云国教授的精彩讲座让我们真切认识到吕思勉先生考究的文言背后还潜藏着深刻的现实关怀和批判意识，其中所蕴含的精神依旧是值得研究者长久学习和反思的。

在互动交流环节，虞云国教授与到场师生就史学著作的经世问题、吕思勉先生的史笔以及吕先生史学的影响与传播范围、当下史学研究者的“国拘”倾向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