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龙威同学以文章《吁请无门：清末菲律宾华人的生存困境与设置领事馆的交涉》撰写过程，展现从档案中提取主题的方法。他在研读档案中发现中方在菲设立领事馆的重重困难，从文化差异出发探讨了华人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复杂角色，提出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华人产生的“限制与利用”双重心态。

杜禹铭同学向大家介绍了冷战史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问题。他认为冷战史的文化转向有赖于新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一些历史学家以文化视角重审冷战时期的语言、情感、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也将揭示战后文化因素的长期影响。

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王开妍同学分享了《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公共饮水器运动》相关史料。她注意到19世纪下半叶伦敦市民自发组织协会，在城市修建了数百个公共饮水器，缓解了城市的饮用水供给困难。不过，饮水器不仅作为在户外劳作的补水站，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英帝国的城市景观，甚至作为“文明象征”引入了当时的英国殖民地。

最后，Timothy Baycroft教授对上述发言做出点评。他认为文化史的兴起有赖于学者们对“人文因素”的兴趣，因为由行政档案、经济数据、书信往来为基础的历史叙事正在被视野更加广阔的文化史叙事挑战，这些挑战所带来的多元性很具有启发，但也容易产生叙事零散的弊端。他强调当代文化史写作有很多视角值得深入，一些博物馆、美术馆中呈现的“历史记忆”也值得我们思考，今后也可以更多举办类似的活动来扩大同学们的写作视野，甚至组织大家在“历史现场”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