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7日上午，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联合主办，由华东师范大学“晚清以来的边疆治理与中外纷争青年跨学科团队”承办的“书写东亚：近代列强官文书的书写、互联与互通”青年跨学科论坛在闵行校区教师之家会议厅顺利召开。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的二十余名青年学者及学生出席会议。

在论坛开幕式上，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文杰教授首先致辞。李文杰教授首先感谢了与会学者的到来，并介绍本次论坛以近代列强官文书的书写、近代东亚的文献生产与信息整合为主题，或关注中、英、美、法等国外交部门、军事部门以及近代国际组织在东亚事务上的信息活动与文书书写，或以通商口岸代表性西文媒体信息生产为个案，或着眼于电报技术与信息传递的技术路径，或聚焦重要人物之个人资料、科学刊物和回忆录。他也期望通过本次论坛，加深学界对各类基本文献资料的了解，并从文献生产与信息互联的角度探寻近代史研究的新可能。

论坛第一场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夏昀教授主持。三位学者围绕晚清中外外交档案的大类、分布与使用方法进行报告。

李文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的报告以《晚清外交档案概述——以中央政府所藏》为题，向与会学者介绍了晚清外交档案史料的总体情况，并剖析了总理衙门与外务部档案文书的产生与流转机制。清廷处理外务活动时，总理衙门的文书行政呈现出“分股办稿”的特点，有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海防五股，另加司务厅与清档房。五股除办理与各自名称对应的国家间交涉事务之外，另按惯例及历史关系，各自分派关税、保护华工、教务与划界等专门事务，并在收、发文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文书格式与流转机制（分股起草—堂批阅定—逐级签署）。各股所收发文书（“原档”）须定期交由清档房按主题、事件编订档册，汇成所谓“清档”。其虽为原件之抄本，但几乎同时形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得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研院”近史所等机构的长期支持，总理衙门与外务部原档、清档已大量出版。此外，清朝边疆地区及藩属国档案史料，宫中档、军机处档中的涉外档案史料，及英国外交档案（FO）中的信札、照会和汉文处杂件等同样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最后，李文杰教授总结到，晚清外交文书以总理衙门与外务部清档为大宗，次为军机处档（录副奏摺、上谕等）。而官方档案限于视角，存在部分缺陷，尤缺少揭帖、传单等基层实物史料。另外，涉及晚清外交活动的外文档案也需研究者重点关注。

候彦伯（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的报告聚焦1902年中英“马凯商约”交涉的西江通商问题。候彦伯老师通过分析西江开放的不同阶段，比较粤海关、清朝外务部与英外交部等档案中呈现的中外官文书的四个维度，即中方高层视角（外务部—商约大臣—督抚—总税务司）、中方基层视角（督抚—税务司）、英方高层视角（外交部—商约专使）与在华英方基层视角（领事—港督）。大体而言，外务部档案主要提供中方高层视角，而基层视角呈现有限。且外务部档案虽也收有与英公使的往来照会，但内容大多简略，对英方视角的理解亦有限度；而英外交部档案主要提供英方高层与基层视角。相较于外务部档案，英外交部档案保留了更多公使、领事与中方各级官员往来函件，因而能提供许多外务部的中方高层视角，以及督抚及各地方官员的中方基层视角；此外，粤海关档案主要提供中方基层视角。其与领事的往来函件也提供了英方基层视角。据此分析1902 年西江通商问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粤海关档案提供的中方基层视角（特别是市场末端的地方商贸与常厘税率等情况）在提交总税务司之后，便未能再充分转达至中英双方负责交涉的高层人员；其二，英国外交部档案提供的中方基层视角，也未获得英方高层的足够重视。正因如此，双方就厘金存废与裁厘加税等问题，一直无法提出实质性解决方案。

郑彬彬（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后）的报告以《英外交部对华档案的书写、流转与体系演变（1843-1870）》为题。其研究紧密依托制度，并基于档案的生产路径，旨在系统地展现英外交部对华档案的内在逻辑与体系演变。英外交部对华档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其体系纷繁，归档逻辑复杂，且产生了多样的衍生品。外交部政治处、驻京公使馆与各口领事馆是英国设置的对华外交机构，一整套公函书写与流转机制也由此而生。FO公函的书写遵循一函一事等原则，并有着固定的要素结构，详细记录了当时情境下英国对华的一切现实需求，体现了宏观信息与微观信息的互补。其中，FO17是外交部政治处中国档案，其归档逻辑是辅助决策。“往来外交代表函”与“事件类专辑”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伦敦与驻华外交代表的通信；FO228则是英国驻京公使馆档案，其归档逻辑是在一个自然年内，在各通信主体下按信件收发时间集结成册。与FO17相比，FO228基本保留了收发信件的原始状态，因而具有“档案源库”的性质。又由于同一份信件在FO17与FO228里分属正本与稿本（或正件与副本），故二者的跨系统互联共同构成了相对完整的FO档案。此外，FO682的档案归属机构为驻京公使馆汉文处，亦收有大量汉文档案。总而言之，FO17、FO228和FO682是英对华档案中最重要的三类资料，今天绝大部分档案衍生品均摘编自其中。它们共同构建了跨越时空、体系互补、内部互联、公函可溯的“帝国档案”，成为英国认知中国、决策对华事务的信息基础。

论坛第二场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张志云教授主持。三位学者分别以教会档案、英海军部档案以及晚清的电码本为研究对象进行报告。

李骛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利用中、英、德、法、瑞等多语种资料进行互勘，重新梳理汉会创建和“丑闻”爆发的具体过程，展示郭士立与理雅各、韩山明等人的矛盾冲突，讨论郭士立与汉会的传教思路和手段，以期从新的角度揭示汉会的历史实相和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人际关系状况。1844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香港成立了第一个基督教中国内地传道会“汉会”（Chinese Union），并在短短数年间招集了大量信众。然而，郭士立的成功引起了争议，理雅各、麦都思等人质疑其传教效果，认为汉会仅仅是郭士立骗取西方捐助的工具。而汉会继任者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与郭士立关系的破裂，最终导致了汉会形象的受损及衰落。既有研究也多有持此见者。但李骛哲指出，一方面，郭士立早已能利用伶仃洋外新开辟的鸦片贩卖路线赚取大量财富，故有意借汉会骗捐一事难以令人信服；另一方面，抨击郭士立的人几乎都是出自伦敦会，且既有研究依靠的材料大多是理雅各委员会的审判记录，而该委员会的成员是精心挑选过的。此外，韩山明虽与郭士立在工作中渐生龃龉，但更多是他在抱怨作为瑞典人的自己经济条件不如伦敦会传教士优渥。当然，郭士立有意夸大自己的传教功绩亦是事实，这一做法自然触及了伦敦会的利益。李骛哲总结到，中国近代教会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运用的是公开出版物（如差会年报等），而档案中大量的传教士往来通信尚待发掘。也应注意到，一些事件背后不单是纯粹的信仰问题，而是牵涉到复杂的利益分配与人际关系。

刘豪（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报告的题目为《英国海军“中国舰队”的运转结构与公函流通（1861-1887）》。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海军“东印度与中国舰队”（East Indies and China Station）在东亚的巡防范围，由“香港—东南五口”扩及华北、长江流域、日本和新加坡等处。时任舰队司令贺布（James Hope）为有效管辖治下海军，分设有印度分部（包括马六甲）、华南分部和华北分部（包括华北、长江和日本口岸）。1864年，“东印度与中国舰队”正式拆分成“好望角与东印度舰队”（Cape of Good Hope and East Indies Station）和“中国舰队”（China Station）。加之同年下关战争的影响，日本分部从华北分部中独立出来。自此，“中国舰队”在19 世纪下半叶的运转结构基本稳定下来，香港、新加坡、上海和横滨成为四大中心，故驻扎于此的高级海军军官，也成为各分部公函流转的中心。按规定，驻扎各口岸的海军军官应与各国领事、中国和日本官员和传教士等保持友好关系，并定期递交巡游报告，经由上述四地高级海军军官之手提交给舰队司令。这一做法减轻了舰队司令的外交、政治之责。舰队司令在四大分部巡游报告的基础上，应向海军部提交“例行报告”（General Letter），涵盖管辖海域政治军事情报、英国和外国军舰动向及司令行程预告等内容；重要情报和舰队调整事项则另有“专门报告”（Separate Letter）。这些构成了英海军部探知远东情报的基础，是其构建的全球情报网中的重要一环。

张文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的报告以《汉字电码本〈电报新编〉的通信及其对晚清关系的影响》为题，关注晚清电报信息机制的演化、特点与影响。19 世纪70 年代，英国大东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的全球扩展将亚洲带入了电报网络之中。由于国际电报联盟规则是以字母文字为基础，因此如何处理汉字与前者的编码系统的关系，进而编制一套合适、安全、方便的电码本，便成为当时中国收发电报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1881年，中国电报局以原有的《电报新书》、《电局集锦》和“李凤苞三码本”三种电码本为基础，编纂了初版的《电报新编》（“单字门”）以供通用。然而，这种公开性和通用性也使得电报信息的机密性难以保障。这套本子也成为了日本窥视清政府电报机密的开始。在驻外使臣与地方官的实际应用过程中，各类使用主体间围绕着加密与破译的博弈，促使电码本的选字、排版不断调整，相继产生了1884年皖局本《电报新编》、1894年盛宣怀甲乙本和1897年《中国电报新编》等等，构建了晚清极为多样的电码本体系。总体而言是公众化与私人化、简单化与机密化，这两组看似相互矛盾的侧面并行发展的过程。张老师还从技术层面，展示了多种电码本转换和加密的方法及原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换和加密亦有着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它意味着一种权力的张力。统一明确的电码虽可维持中央权威，但必然方便破译以至信息泄露；而繁杂的加密设计虽提高了保密性，但也使得信息沟通更加私人化，造成了中央权力的式微。

论坛第三场由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傅亮主持。三位学者围绕东亚体系/秩序、民间团体与中央权力的张力等问题进行报告。

丁怡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报告的题目是《法国早期在华外交体系与文书流转》。其研究关注法国远东外交中心的转移与在华外交体系的形成，以及二者背后的动因。从1820年到1853年，法国在远东的外交中心共有过四次转移。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不同时期的档案文书要在不同的案卷中寻找，其编码情况也有所不同。1821年，法国在顺化设领事馆。但明命帝阮福晈继位后拒绝缔结通商条约。外交的失利，加之1824年《英荷条约》确立了英国在新加坡的据点，迫使法国加强对英国远东贸易与军事行动的监视，1928年改于广州和马尼拉设立领事馆，且领事常驻广州，在法国远东情报搜集活动中扮演重要作用；第二次转移发生在30年代末，由于领事归国空缺，虎门销烟运动对广州贸易的打击，以及拉萼尼使团提出法国需要在南中国海拥有据点的要求，马尼拉的地位日益重要；此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进行了第三次转移，法国在华外交体系也基本完备，一等领事改驻澳门，广州则由见习领事代管；而1848年驻华公使馆设立后，第四次转移发生矛盾，上海、澳门与广州三地进入对外交活动中心的争夺。其焦点是如何在清廷与法国外交部之间建立有效的交涉渠道，以及能让公使馆、领事馆有效贯彻外交部指令的网络，以及在清廷与法国外交部之间建立有效交涉渠道。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公使进京”一条纳入修约之中，法国在华外交体系的中心才最终得以敲定。

屠含章（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后）的报告为《近代东亚的海域网络与鸦片战争消息的东传》。鸦片战争后，位处中国周边的朝鲜与日本都积极地获取与战争相关的情报。朝鲜政府的战争情报几乎完全来自燕行使在北京搜集的《京报》，其信息来源较为单一，且已经过层层过滤。与此不同的是，日本方面的情报则以经由海域网络的信息为主，即“风说书”（ふうせつがき）与漂洋过海的汉籍。所谓风说书，大致可分为“唐风说书”与“兰风说书”两类，分别指的是德川时代在长崎入港的中国商船和荷兰商船报告的海外见闻。清商与兰商之所以报告关于鸦片战争的战事消息，皆应长崎奉行所的要求。这是日方主动搜集战事情报的结果。而将其与中国本土流传的鸦片战争记述比较，可以发现，日人对战事经过的总体把握较清人更为准确。这是因为他们从清商与兰商获取了更为多元而鲜活的战事信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荷兰人往往不如清人那般讳言大败而吹嘘小捷，故其提供的战事情报使日人得以更准确地了解中英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由此形成大清已由盛转衰的认知。总之，基于海域信息网络，日本的知识群体走到了东亚世界的前列，他们敏锐地感知到了时代变局的来临——西力东渐势不可挡，将推动旧有的东亚秩序走向解体。

黄运（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后）的报告以中华民国拒毒会与国际联盟的信息交流为中心，旨在研究近代民间禁毒组织的国际参与问题。1924年，为响应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召开，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等组织牵头成立了中华国民拒毒会。在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华国民拒毒会在国内发动禁毒运动的同时，还以民间禁毒组织的身份积极参与国际禁毒，支援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与国际联盟保有持续性的联系。这种联系的表现之一，是双方以交换禁毒信息为主的交流。大致而言，从1924 年至1927 年，中华国民拒毒会主要以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为中介与国际联盟进行交流，中华国民拒毒会与中国官方代表是密切合作的关系。1927 年国际联盟正式承认中华国民拒毒会的身份之后，二者的直接联系增多，出版物交换频繁。但当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全国禁烟委员会后，该会不仅逐渐获取了全国禁毒运动的话语权和领导权，而且由南京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交例行禁毒报告的做法逐渐制度化，中华国民拒毒会之于国际联盟的作用日益衰退。除此之外，中华国民拒毒会还因南京国民政府的鸦片专卖政策而与后者渐生抵牾。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际联盟信息交流的变化，既受二者禁毒理念差异的影响，又为民国中央政府、中华国民拒毒会和国际联盟三者的关系所左右。近代民间禁毒组织的国际参与，其独立性逐渐衰退，折射出近代中国国进民退，民间团体逐渐依附中央政权的趋势。

论坛最后一场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丁怡骏主持。三位报告学者或关注传统医学的跨国史研究，或分享自身整理、研究海关总税务司史料的心得，或尝试以多重线索立体呈现历史活动。

夏昀（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特聘教授）报告的题目为《战时传统医学交流网络——以〈東亜醫學〉为中心的考察》，聚焦于1931年到1945年间汉方和国医之间的交流，以及从“东洋医学”到“东亚医学”的范畴转变。20 世纪30 年代初，在“西洋医学”的冲击和官方打压的相似处境下，日本汉方复兴运动和中国的国医运动互相借鉴，加强交流，逐渐建立了以东亚医学协会（东京）及其刊物《东亚医学》为中心，以伪满洲国民生部、北京国医砥柱社、苏州国医医院为主要节点的信息、知识及人员交流网络。鉴于汉方在日本殖民医学体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虽然处于帝国核心的《东亚医学》杂志发展出具有泛亚主义（Pan-Asianism）色彩的“东亚医学”话语体系，汉方的生存空间仍未能在日本本土从制度上得以保障。真正从政策和机构上推行、改良和实践传统医学，并给予汉医执业资格的是这个网络内的在地参与者，即伪满洲国的官员和中国沦陷区内的医生。他们借由这个以“泛亚主义”为名的交流网络所要达成的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职业目标。夏昀指出，由于汉方和中医在东亚近现代史研究中相对边缘的地位，这一段故事在侵华战争和救亡图存的主题叙事下被长期忽略。故希望通过从传统医学的跨国史角度，对近年来被学者重新关注的泛亚主义（Pan-Asianism）、大东亚共荣圈（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战时协作（wartime collaborationism）等问题提供新的观点和研究路径。

中国海关末任总税务司李度留下有其于1943-1954年间近43万字的日记。该日记承载着近代中国复杂政治变迁与对外交涉的客观记载。同时，作为末代外籍总税务司，李度身上又交迭着清帝国的制度沿续、英帝国远东政策的调整、日本帝国重构东亚的企图和美帝国重建战后东亚秩序的尝试。因此作为《李度日记》的整理者与研究者，张志云（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的报告从史学史料史的角度呈现了《李度日记》的历史脉络与史料价值。他指出，中国海关史学史料史的梳理可分为两条脉络，即《中国海关出版品》（马士等人）和总税务司和总税务司署档案（费正清、方德万、毕可思等人）。然而，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李度却并不在其中。而这一事实是否又揭示出被隐藏的、另一条更重要的历史脉络？张志云从两个层面探讨了这一问题。第一，历史人物与史料的关系。三位外籍总税务司赫德、梅乐和与李度对史料都很重视。李度与费正清最初的合作，起源于编纂赫德的史料。与此同时，李度也想将其日记整理出版。但对费正清来说，他的研究关怀不是国民政府，而是继承自蒋廷黻的晚清时期中外关系，且无论是史料丰富程度还是人物重要性，都是赫德更胜一筹。因此费正清对李度的史料兴致平平。于是李度在为《总税务司在北京》写完序言后，便终止了与费正清的合作。但当70年代考虑出版时，台湾的白色恐怖成为极大的阻碍。重要原因在于其日记内与友人孙立人、严家淦，以及大量国民党政客的敏感言论。最终，李度将日记删减十余万字，后虽又欲恢复，但因健康恶化，过世前仍未完成。由此便是第二个层面，即史料与历史书写的关系。然而，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历史书写与史料价值往往会互相伤害。有些史料必须经过时间的沉淀，让其不再挑动书写者或当政者敏感的神经，但又不能拖到世人完全遗忘其重要性。在这两个端点之间，其史料价值方能最大化。但应如何拿捏其分存？这将考验研究者的史学素养。

长期以来，由于各类档案文献的缺乏，学界对于1930 年代至1945 年间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比较有限，仅有的论著又多以金日成的经历为主要线索，鲜有能够从不同人物视角及多重线索立体呈现相关问题的学术成果。而赵崧杰（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的报告《革命的异国书写——来自朝鲜的回忆录》利用抗战期间满洲省委档案，以及《抗日武装斗争回忆录》等资料，关注到中、朝、苏边境上林春秋的革命活动。林春秋出身中国延边，曾参加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苏联远东军区八十八旅。1945年“八·一五”日本战败后，林春秋随金日成回到朝鲜。后又被金日成派到延边，接替已经返回朝鲜的金光侠。1949年3月，林春秋从延边返回朝鲜，且日后成为朝鲜的二把手。这种身份、国籍的模糊性，与当时三国边界地带的模糊划分密不可分。他所写的《抗日武装斗争时期的回忆》一书及回忆文章《流传千万年的故事》描述了他在中国及苏联时期的经历，为解读朝鲜早期革命与中朝关系提供了详实生动的历史细节。赵崧杰强调，由于该回忆录出版于1958年，恰逢金日成确立领导人地位，并将“延安派”排除出权力核心之际，故其多有为金日成的地位背书之处，使用时当有所注意。

最后，在圆桌讨论阶段，与会学者追溯了近代东亚中外交涉与文书研究的当下情况与发展历程，就其未来方向、研究视野、史料挖掘、学术生产等问题各抒己见，并勉励在座的青年学者后浪奋进，怀瑾握瑜，推动相关研究更进一步。

（供稿：钱泓霖、南卢斌）